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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通史编纂百年回顾(2)

时间:2009-7-24 13:50:53  来源:不详
。下册.改名为《中国近代史》(上编第一分册),出版于1946年,仍由延安新华书店推出。
④据朱政惠所著《吕振羽和他的历史学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吕振羽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形成和确立是在1930年下半年至1933年的一段时间内,在中国大学,他结识了李达,在其推动下.转向史学研究。上文引述的史学写作两个要则.源于夫人江明的回忆文章,为李达告吕氏语,文见朱书第28页所引。
⑤以上背景性的概括,转引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史学史研究室编著的《新史学五大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8页。读者另可参阅林甘泉等主编的《中国古代史分期讨论五十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⑥朱政惠在《论吕振羽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形成》一文中,曾根据吕氏早期文章,搜索了他阅读过的中外社会史,经济史和中外思想史的书籍详目,其读书范围颇为博广,也注意中西历史共性与异相的双向比较。

具有东方特点的奴隶制社会、西周为封建社会之始等独立见解,以及对于中国多民族历史的关注,很注意史料的搜集与辩证,专注于一些过去少为人注意的历史问题的开拓。如果从笔者个人的体验来说,《简明中国通史》因其理论思辨的惯性,以及追求教科书体例的规范,阅读起来不免略感沉重。①或许正是这个原因,在1949年后.据我所知,该书的读者面显然要比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小得多。

范文澜出身于浙江绍兴的书香门第,自幼遵从庭训,诵读古典原籍.1913年正式进入北京大学国学门。获黄季刚、陈汉章、刘师培等国学名师指点,决心“追踪乾嘉老辈”,笃守师法,赓续国学余脉。因与蔡元培校长有乡谊之情,毕业后一度任先生秘书,其时还只习惯用文言文写作.此后,他在天津、北平任教期间,开始与共产党人有所交往,但著述仍以国学为本,尤以《文心雕龙注》最负盛名.至今也仍被海内外评品为“《文心雕龙》的划时代之作”。②然而,这是一个“历史领着我们走尸与“我们领着历史走”交相激荡的时代。在苏俄革命成功的鼓舞下,新潮的涌动,国事的日非,民族解放的召唤,使年轻的范文澜最终放弃了成为国学大师的夙愿,从坐而论学转变为起而抗争,就像许多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都或早或迟地要参加或倾向革命那样。这一情景,现代青年恐怕多少已经感到隔膜,但那是非常真切的历史。③伟大的抗日战争,推动范文澜完成了世界观和治学路向的大转变.1938年,河南沦陷,他投身于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游击战争,一面深入山区,向群众作抗战宣传,一面阅读马列著作,“认真圈点,还写了许多札记”,并于1939年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④

范文澜是在1940年的春节前夕,历经艰难才从河南抵达延安的。此前,毛泽东已经发表了著名的《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1939年10月),其中第一章“中国社会”⑤,对迄今为止的中国历史发展历程及其基本特点作了简练的理论概括,表明毛泽东已经开始高度关注对中国历史的重新解释。果然,就在出任延安马列学院历史研究室主任后,范文澜就接到了毛泽东直接委派的任务,要求他在短时期内组织班子,编出一本篇幅为十来万字的中国通史,并说“这对于教育干部和群众是十分必要的,但也是一项极其困难的工作”。⑥《中国通史简编》开始采取分头编写的形式,后来效果不理想,才由范老一人独著,篇幅也大为扩展(上、中两册共计56万字).范文澜在写完上册后,这样描述自己的创作,“一个初学马列主义的人.一下子能够写出一本具有科学性的中国通史那真是怪事。只能像个初学走路的孩子,东倒西歪,连跌带爬,不成个样子。”⑦这固然表现出了他学习与运用马列主义的谦逊态度,但也充分说明,先前的国学素养,谨严的治学精神,依然活跃在他的历史写作实践之中,不失对学术与马克思主义的敬畏之情。《简编》很少引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原文,绝少教条式的空泛议论,取材多费心机,以小见大,夹叙夹议,挥洒自如,读来引人人胜,不感沉闷。也很少征引文言史料,多演绎为生动准确的语体文,浅显而不失文采。直至今日,据我所知,各界人士爱读范老通史的仍不乏其人,叙事生动,文风清新,较少刻板的说教,恐怕也是一千重要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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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朱政惠在前引专著中曾彰显过《简明中国通史(上册)》旧版的写作风格,谓其‘整部著作编撰格式及其语言十分通俗,浅显明白”,并列举了原版的若干文字段落佐证。不言而喻,1949年后的修订本较之旧版,在文字的生动性方面更有退步。但经济、政治、文化的三分法,以及“论”重于“述”的思辨风格。使通史的可读性大为减弱,笔者所以说到这点,非专针对吕书,这种“教材”风格为后来各种教材所普遍采用,包括《中国史纲要》和《中国史稿》,实在是大值得反省和质疑的。这方面.范老旧《简编》和修订的前三编,叙述就不取那种凝重的“教材”风格,行文与选材都要自由明快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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