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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通史编纂百年回顾（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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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0:53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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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情节叙述特多，反复致意，而于政治经济制度虽时有关注，然着笔总不如前者强劲系统；社会生活、民生习俗等则统而言之居多，不免简略而粗疏；对平民革命更无甚好感。①至若倡言自秦以下“不足以言封建”，而谓魏晋南北朝门第为“变相封建势力”；不满“谈者好以专制政体为中国政治诟病”，认定朱明王朝才开始步入“君主独裁”之途，至清代不复振作等等，均为别出心裁的“创见”，掷地有声．其弟子严耕望强调通史以“必须折衷于重点与全面之间，并能上下脉络连贯一气”为难，称“目前所有各种中国通史中，仍以宾四先生的《国史大纲》为最佳”，但又建议“导读可以钱先生书为主，以吕思勉先生的几部断代史为辅。因为钱书才气磅礴，笔力劲悍，有其一贯体系，一贯精神，可谓是一部近乎‘圆而神’之作，所以讲者可以拿他作为一条贯串的线索……吕书周赡绵密，可谓是一部近乎‘方以智’之作，所以讲者可以拿他作为钱书之辅，以济钱书之疏阔．”②严氏所评，实强调要以准确体验恩师著作通史时的整体精神为重，而对其“疏阔”则委婉道出，济之有方，正是“贤者”贵在“识其大者”的意思．
同时期再辟蹊径，以另一种“体系”、另一种“精神”编著中国通史教材的，则是身处沦陷区上海“孤岛”的吕思勉。吕氏于1939年自述著书原委，谓在光华大学讲授本国史十几年，因文学院长钱子泉建议避免与中学重复，不如改讲文化史，始作改制尝试。然先生主张通史内容大体不离“理乱兴亡”与“典章制度”两大板块，乃分为两部分，上册以“文化现象”为题目。分18项专题立章，下册“乃依时代加以联结”，前后36章，以“革命途中的中国”结尾，总计54章，使之“两面兼顾”。因当时出版艰难，1940年先行由开明书店出版上册，下册书稿据书末自注应落笔于1941年“九一八”纪念日，但拖延到1944年方告出版。③吕氏于书末特援引梁启超所译英国大文豪拜伦的诗作结：“……如此好河山，也应有自由回照。我向那波斯军墓门凭眺．难道我为奴为隶，今生便了?不信我为奴为隶，今生便了。”可见先生著书时，处于逆境，对中国的前途怀有深切的忧虑与执著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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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读者若检《国史大纲》“目录”通览一遍，就能发现诸如“民间自由学术之兴起”、“统一政府文治之演进”、“士族之新地位”、“士大夫的自觉与政治革新运动”、“新旧党争与南北人才”、“社会自由讲学之再兴起”、“传统政治复兴下之君主独裁”等章，不仅标题新异，且一般通史都不会将此等内容以显要地位标出，至于称西汉昭宣元成一段力“士人政府”更是心裁别制。以此可领略《国史大纲》编著的深意以及网罗梭织的个性特点。对社会经济制度，在隋唐租税兵役制与自唐至明之南北经济设有专节讨论，吕思勉曾赞赏之。另有一轶闻可记．本书印行前，曾遭重庆审查机构杯葛，称必须将“洪杨之乱”气文为“太平天国”，后经作者力争，方获原样出版。然对“明末流寇”标题却不以为舛，国民党书刊检查顾首不顾尾，甚是可笑。
②见前引严氏《治史三书》“治史答问”，1984年在台湾接受采访时所发表的评论。
③吕著《中国通史》1949年前一直由开明书店重印重版，至1946年8月巳出三版。1992年始由华东师大出版社推出新一版，定名《吕著中国通史》，上、下册份量不均．约略为2／3与1／3之比。
从梁启超首次提出编写“总(体)史”的宗旨以来，各家通史虽然大都已经将政治、经济、文化等内容网罗进叙述范围，但总是逃不出“纪事本末”的樊篱，往往将社会经济事项附著于王朝政策之下，社会生活事项则多付之阙如．更须指出的是，世纪以来学者多感慨世道人心不古，执著于“国民性”的优劣，文化史观颇受青睐。通史讲授多侧重于文化史。从《国史大纲》影响之大，也略可窥得当时风气之盛。《吕氏中国通史》体制的形成，如前所述，固然也与这一时风有关，然此“文化”非彼“文化”，先生所涉及的方面，恰好正与今人所说的“大文化”之义谋合，实际上已经本着人性本中外相通的高度，朝着考察社会结构(静)与社会变迁(动)是否合乎人类发展需要的方向，对中国历史作新的通释。①其用意在“绪论”中平实道出．先生谓一动一静的节奏为人生普遍的定律，个人如此，社会亦然。社会各项制度及其操作因为存在病态，才会有停滞、动乱的现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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