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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通史编纂百年回顾(2)

时间:2009-7-24 13:50:53  来源:不详
版之“导读”。近有周忱编选《张萌麟先生纪念文集》,收录有关事迹、回忆及评论文章较齐备.本文引用材料出于周书收录者,一般不再另注.仅以文后注明文章作者或篇名。
③近代中国网(www.china1840—1949.com)2002年刊有李洪岩《史家张荫麟之生平与史观》一文,对张氏史学思想及其源流作了较详尽的梳理和解析,与台湾黎华赵文(见前注)略有异同之说.李文关于张氏的历史哲学对黑格尔决定论、目的论不表赞同,史学认识论则有新康德主义的色彩.以及主张史学亦是艺术的评述。笔者均表同意,然张氏这些历史认识实领20世纪风气之先,至今仍有价值,此与李先生认识略有小歧,特揭出就正于李先生。“天才”一语出诸钱穆、谢幼伟等人赞词.张氏天份之高,殆无疑义。

张氏之后,与之可媲美者,唯范文澜,然议论成分已经外露,随后就继之者乏人了。笔者多年来有一种莫名的感触,假若此项写作风格竟成了中国通史编著的“史家绝唱”,这是同业人士的莫大悲哀。然而,假若误读了张氏叙述历史方式的深意,把“说故事”看浅了,不经心地随便用去,也会画虎不成反类犬。张氏在《关于中学国史教科书编纂的一些问题》中特别申述:“我们并不想把自己的目的和史观放在这部书的前境(fore ground),我们要使自己的目的和史观在这书中成为‘有若无’……最能达到目的的方法是不使人觉其有目的,最真确的史观是能与事实融化于无间的史观,此固可为知者道,难与俗人言也。”短短数语,意味良苦,其中“有若无”最是境界。“叙述”非但不是无所用心,而是更须煞费苦心。这里,除了显露他有关历史学也是一门艺术的特见外,更重要的是,对“科学主义”的怀疑,以及对历史决定论、历史目的论的摒弃,使他倾向于历史是一种“自然”,强调“贯穿史材之最好线索是事实本身的脉络”,与事实融化无间的叙述方能显现历史的“真境”.正是编写者对历史观察的特有立场和方法,才引导出《中国史纲》写法的不同凡响,后人需细细咀嚼才是。①



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评述中国通史的撰述,到张荫麟就嘎然而止。②可是,著者显然没有充分关注到,就在钱、吕、张三氏通史写作的同一时段,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已经向通史编纂阵地发起冲击,吕振羽、翦伯赞、范文澜三大家通史,在1941年至1943年期间先后开始亮相。正像毛泽东所说的:这是一件大事,“说明我们共产党人对于自己国家几千年的历史,不仅有我们的看法,而且写出了一部系统的完整的中国通史。这表明我们中国共产党对于自己国家几千年历史有了发言权,也拿出了科学的著作”。③不管是何种原因,今天看来,《当代中国史学》在前瞻性方面的问题,实际也透露出了史学史的一种“无奈”。它能有声有色地叙述“过去”,如要把握发展趋势,准确预见“明天会怎样”,多般是不成功的。事实上,不需要多久,政权的更迭改变了整个思想格局,这种没有能进入该书评述视界的通史体系,终于成为了引导下半个世纪中国通史编纂方向的主流。

由共产党人编纂中国通史的事业。奠基于抗日战争时期。这固然是民族的危难碰撞出学术光彩的又一实证,但同时也是自“五四”运动思想分化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由涓涓细流汇为奔腾江河的一个重要转捩点.它来有因,去有迹.如果说1920年李大钊的《唯物史观在现代历史学上的价值》吹响了“舍我其谁”的第一声号角,那么郭沫若在1928—1929年于日本流亡期间写就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就是第一次拿起唯物史观这把解剖刀,对中国历史进行了富有雄心的整体性学理剖析,开始驱动了五种社会发展形态与中国历史实际相契接的长期探索过程,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完成了它的奠基仪式。④这种新史学,区别于梁启超倡导的新史学,最重要的方面,就是他们认识到如若不经过人民民主革命,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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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百年过去.这一做法近来为“后现代史学”偷得.许多人以为“历史生命”有了另一种显示法,特感新奇,其实它是历史学始祖的“返老还童”。在笔者看来,历史叙述法与历史解析法各有长处,鉴于近代以来国人往往重解析而轻叙述,张氏的实践才显出特别之处。
②《当代中国史学》,写定于1945年.顾氏“引论”也将自己的评述时限定位在“近代百年”,即1845—1945年。当时它是作为潘公展、叶溯中主编《当代中国学术丛书》中的一种,由南京胜利出版公司于1947年出版发行。《八十史学书目》所载亦是此种版本。著者是否能看到后述三家通史,笔者不敢妄测。
③这是毛泽东庆贺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上册出版时说的话,转引自朱鸿召《范文澜:从顽童到革命历史学家》,载《湖南湘声报》,2000年11月28日。
④林甘泉在《二十世纪的中国史学》中称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奠基之作”,载《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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