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班固文化比较研讨会（咸阳，9月26至28日），由陕西省司马迁研究会主办、咸阳市文物局、秦俑博物馆、陕西人民出版社、陕西师大文学院、陕西历史博物馆协办。来自大陆各地以及香港、美国的110位专家学者，围绕“班马异同”、“《史记》研究”、“《汉书》研究”三个中心议题，分别从历史学和文学的角度，进行深入而热烈的讨论。在这个有丰厚学术积累的研究领域，与会者强调开掘相关资料的深层价值，寻求新的研究视角，从文化史的高度，对司马迁和班固的史德、史识、成就等问题，进行对比和研究。因此而具有总结既往、开启未来的意义。

    汉文化研究讨论会（南阳，5月7日至9日），由南阳师范学院汉文化研究所承办。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南阳汉画馆、香港城市大学、东南大学等科研机构、教育单位的80位学者到会，提供论文40余篇，分别从历史学、考古学、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美学的角度，对“汉代文化的地位”、“汉画与艺术”、“思想文化与社会”、“文学与民俗”等课题，认真地进行讨论，深化了对相关问题的研究，开拓了新的研究方向。

    此外，笔者认为，由《历史研究》编辑部、香港中文大学、中山大学联合主办“新世纪的中国历史学——挑战与思考”学术讨论会（香港，2002年11月18日至21日），特别值得关注。与会者在认真总结历史研究既往状况的基础之上，对今后的发展趋势和应该注意的问题，做了前瞻性的思考和深入的讨论。有的看法，虽然是一家之言，也足以令人深思。如，彭卫提交的会议论文《研究范式的对话与学术进步——以秦汉史为中心》一文，就尖锐地提出了秦汉史研究如何才能在研究范式上取得突破的问题。彭卫所言的“范式”，不仅包括符号、模型和范例，更指研究的旨趣和理念。他提出的一个基本估价是：“在改革开放和学术宽松的20世纪的最后20年，大陆地区秦汉史研究在整体上仍然没有能超越20——40年代所建立的范式，在某些方面似乎还有倒退的倾向。换言之，晚近20余年的秦汉史研究所取得的进步，似乎主要表现为‘量’的增长，而不是‘质’的推进。”他认为，要实现对既定范式的超越，除了范式自身产生出新的因素之外，更重要的是与其它范式的对话与沟通——这是学术交流的真正意义之所在。他进一步指出了近20年来大陆秦汉史学界与国际学术交流的三项不足：“其一，国外秦汉史研究主要有日本和欧美两个群体，我们更为重视前者，却漠视了后者。其二，我们关心的是我们熟悉的或与我们研究相关的知识内容，对我们不够了解的方面兴趣有限。其三，我们更重视的是某些具体的研究成果或结论，而不是与我们相异的研究范式。”正是考虑到不同范式间交流与借鉴的价值，彭卫选择了欧美范式的代表作《剑桥中国秦汉史》，作为对比样本，从四个方面比较和分析了与中国范式的不同：（1）关于史料的理解、诠释、和运用；（2）概念的选择；（3）推论的方式；（4）研究视野。彭卫讨论《剑桥》范式的长处和不足，不是要评价其得失，也不是为了比较它与中国范式之间的高低，而是进一步思考两种范式互补的可能与价值。他的结论是：《剑桥》范式与国内范式是互有所长的研究体系；《剑桥》范式对我们今后的学术之路的启迪是——用联系的观点将秦汉王朝放置在一个较长的时段之中；摆脱华夏中心主义的束缚，用世界性的眼光研究秦汉王朝；以多元观念分析历史活动的因果关系；通过对秦汉历史的具体研究，建立富于新意的概念，改变目前研究工作中的集体失语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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