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卫促成中西史学交流的努力，也已经取得成效。他所著《汉唐时期教育机构和文本的生产》和《汉唐时期科学技术发展的环境》两篇文章，作为中西历史学直接交流的新尝试，编入《科学历史百科全书》。该书已经于2002年以意大利文在罗马出版，它的中译本正在编译过程之中。《汉唐时期教育机构和文本的生产》主要讨论汉唐时期官学和私学的互动关系，教育文本的发生方式，以及这些因素对科学活动的影响。《汉唐时期科学技术发展的环境》讨论的问题更为重要，涉及范围更为广泛，并且中西学者考虑问题的分歧更为明显。文章着重考察政治因素、文化因素和需求刺激与汉唐时期科学技术变迁的关系，并对一些挑战性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例如，过去一个时期，国内学界通常将统一帝国作为促进科学技术的积极因素，西方学者则对此持否定意见。本文认为政治上的统一对科学技术的影响十分复杂，很难简单用“好”或“坏”界定，尊重历史的必要方式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较高层次的中西学术交流，不应该期望在历史观念和结论上的“速成”，有了这样交流的渠道和意识，就体现了一种进步。

    似乎有意与彭卫的论文相呼应一般，本年度有一部涉及中外学术交流方面的著作，它所具有的方法论价值，应该引起我们的足够重视。这就是胡志宏所著《西方中国古代史研究导论》[5]。此前20年间的中西学术交流，就其规模和影响而言，都是改革开放之前所无法想象的，也因此而容易招致自我满足，而忽略了其中的结构性欠缺——随意性与局部性的成果较多、注意全局性和不同研究范式研究的成果较少。就不同国家“汉学”重要成果的导入、介绍而言，大概以日本和法国为最多。追寻其中原因，与几位学者的个人阅历和喜好相关。论及日本汉学在大陆的影响之大，刘俊文、徐世虹的居间之功不可没；谈到法国汉学为中国学者所重视，同样与耿昇的贡献息息相关。他们的介绍不乏深度，但对于世界汉学而言，难免偏于一隅。具有全局意识的是，由阎纯德任主编、自1996年起每年出版一集的《汉学研究》。它对于各国的汉学传统及学术近况，给予同等的关注。但它是集刊而不是研究专著，每集的作者数十人，各篇之间没有内在的联系，即便是对所论国家的汉学了如指掌，读者依然无法得到全局的知识。胡志宏新著的出版，相当程度上弥补了此前存在的不足。她以一人之力撰成七章约31万字的著作，介绍了西方汉学家对中国古代史的研究成果和学术范式，其中与秦汉史相关的部分约占三分之一。本书的特点是关照全部汉学系统，选择有明确的针对性，介绍系统而全面，不仅考虑到汉学的发展系列，还注意重点介绍目前的研究态势。特别是“关于中国历史模式的讨论”、“许倬云的《汉代农业》与陈启云的批评”、“早期宗教、民间宗教和鲁惟一的两汉研究”、“巫鸿与武梁祠研究”等专题，无论是理论上、还是个案上，都在关注着不同的史学范式，呼唤着中西学术的深层交流。如，《剑桥中国秦汉史》附录中针对中国传统历史学提出的质疑，到目前为止，中国学者之中以英文加以商榷、进行平等的学术讨论的，却仅见旅居香港的吕宗力一人。面对这种落后局面，国内学者当共谋补救之策。

著名学者治学数十年形成的心血结晶一旦出版，以及集中多位学者心得的论文集问世，对于推动学术研究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本年度我们有幸读到了几部这样的论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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