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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中国大陆秦汉史研究综述 (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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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0:54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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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读和误说。如，关于“制书”一段文字，他指出了汪桂海《汉代官文书制度》中的标点错误，并就汪桂海对制书应用范围理解的失当之处加以商榷；又如，指出了人们对《独断》关于“诏书”的概括也存在严重误读，他从文书用语的角度，并援引汉代的四种奏事文书进行对照分析，对“诏书”的三种形态，逐一加以考论。其二，对汉代公文形态作为一个历史过程加以考查，就其中的变化划分出汉武帝时期、西汉成帝到东汉光武帝时期、东汉中后期三个时段；结合汉代政治体制的变迁，在考证《独断》有关公文书记载的基础上，他明确指出：《独断》中关于汉代文书形态的记载，并不能涵盖整个两汉时期的文书制度，只是两汉文书形态演进链条中的一个环节。如果认定《独断》所载公文书只是蔡邕时代的制度，那么我们用它来概括整个汉朝的文书制度，无疑是非常危险的。刘后滨所提出的警示，应该引起治汉代制度史者足够的重视。余华青《略论秦汉王朝的保密制度》[18]，对秦汉保密制度的保密范围（君主行踪、宫省事务、军事行动、重要政务、公文秘籍）和保密措施（明确保密要求、控制知情范围、严格防范规定、查处泄密事件），分别进行了详细考论。体现作者的人文思考，他强调指出，秦汉的保密制度带有与生俱来的浓烈专制色彩，在实际运行中也存在着种种弊端，旨在维护国家政权的安全和利益的保密制度往往“变味”，成为专制君主驾驭臣民的权术手段，成为官僚政客之间相互攻讦的凭借口实；妨害了政治文化的正常传播，也影响了国家政权效能的正常发挥。臧知非《“王杖诏书”与汉代养老制度》[19]，联系汉文帝时期的“养老令”和出土于武威的“王杖十简”、“王杖新简”等4种简牍资料，深入讨论了汉代的养老制度与王杖制度的关系，指出养老制度是对丧失劳动能力的老年人的义务赡养，而王杖仅赐予里父老、县、乡三老这一特殊群体，是对他们维护国家统治的酬谢。两种制度并行，目的是建立和维护儒家的伦理系统以稳定社会秩序。他还据此对两副出土于四川的画像石的画面，作了“养老图”的解读。赵光怀《告御状：汉代诣阙上诉制度》[20]，探讨了汉代诣阙上诉制度的渊源、内容和影响，是从政治文化的视角来研究政治制度的成功之作。李炳泉《两汉戊己校尉建制考》[21]，利用新出土的敦煌悬泉简材料，对汉代设置于西域的重要职官戊己校尉，进行了全新的考释，订正了前人的不完善之说。指出其职树情况是：西汉元帝至哀帝和东汉明帝时所设的戊己校尉，实际上均为戊校尉和己校尉，后又都合并为戊己校尉一职；作为中央派往西域的驻屯兵的军事长官，戊己校尉除听命于中央，还要受敦煌太守节制，东汉后期则由凉州刺史令护。勾承益《西汉前期刘氏诸侯王的“相” 》[22]，对西汉前期刘氏诸侯王“相”的作用、“相”称谓的设置和变迁、“相”与诸侯王的关系、汉廷任“相”的方式和标准、“相”的行政职能等作了讨论。勾承益本年度尚有《先秦礼学》[23]一书出版，可见他对礼制、官制素有研究，故所论本末兼顾、脉络清晰。吴荣曾《汉代的亭与邮》[24]，根据近年间新出简牍材料，论证了三个问题：汉代的亭，其性质是禁盗贼，与乡是平行关系；邮在西汉时是地方上的文书传送体系中的一种机构，东汉人以为西汉时邮被置取代是没有根据的；汉代的驿，主要指传送文书、信件的驿马，驿成为驿站当在汉以后。后两说均有改写成说的意义。还有以下几篇文章，也值得注意。高荣《秦汉邮书管理制度初探》[25]，史云贵《西汉侯国官制考述》[26]，乔国华《汉武帝时期中朝形成过程简析》[27]，王谨《王莽与州刺史改州牧》[28]，卫广来《西汉出宫人制度考实》[29]，讨论虽各有其侧重点，但均有自己的创获。
关于秦汉爵制的研究成就显著，而且大多是利用新出简牍材料立论，为了照顾综述“话题集中”的要求，皆下移到第七个专题中介绍。
三 经济史与社会史研究
本年度的经济史研究状况，突破了惯有的平淡，而表现为生动活泼。几个较为集中的讨论现象，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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