牍材料，推动了研究的深入。高敏是利用《张家山汉墓竹简》材料加深经济史研究的代表性人物。他的《西汉时期的“傅年”初探——读〈张家山汉墓竹简〉札记之六》[30]一文，在运用研究秦时服役者的年龄问题的前期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利用张家山汉简的有关材料，再一次论证了秦时始役的年龄是15岁的观点。他的《论西汉前期刍、稾税制度的变化发展——读〈张家山汉墓竹简〉札记之二》[31]，对云梦秦简、江陵凤凰山十号汉墓简牍、张家山汉简中有关秦汉时期的刍、稾税制度的记载，进行了全盘考查，就这一历史文献记载中奇缺的重要经济制度，勾勒出它发展变化的脉络。文章指出，云梦秦简的出土，让我们知道了秦时刍、稾税制度之梗概；江陵凤凰山十号汉墓出土的简牍，又使人得知刍、稾税制度在文景时期的巨大变化；而张家山汉简的出土则填补了秦至西汉初刍、稾税制的空白。李炳泉《西汉西域渠犁研究》[32]，以近年新出土的敦煌悬泉简材料和传世文献相参证，论述了西汉在西域渠犁的屯田首开于汉武帝时、重开和扩大于汉宣帝时，其性质为军屯；渠犁屯田是西汉在西域推行屯田的一次成功尝试，为汉代及以后历代王朝经略西域提供了可贵的经验。
（2）学术争鸣推动了相关问题的讨论。李根蟠《汉代的“大市”和“狱市”——对陈直《汉书新证》两则论述的商榷》[33]，对《汉书新证》的有关论述提出不同看法，指出“大市”渊源于战国，延续至秦汉及以后，并非汉初的新创；它或泛指市场，或指某种开市制度，而不是指大都会中跨郡国的大范围地区市场；“狱市”或“市狱”，大体上是“市”与“狱”的合称，普遍存在于各地，而并非齐地“大市”的别称。臧知非《汉简“提封”释疑——兼谈汉代“提封田”问题》[34]，利用张家山汉简《算数书》、尹湾汉墓简牍、青川秦牍、云梦秦简提供的“提封”资料，就争论日久的汉代“提封田”问题，展开了学术讨论。他认为，特别是《算数书》的记载，表明在以前的争论中他和业师田昌五先生的观点是正确的。其结论是“我们决不可以认为提封田法仅仅用于计算土地总面积，其余不可垦之地，可垦而未垦之地也要用提封的办法计算，而不仅仅是对‘土地面积的概算’。”也许关于提封田的争论可以结束了。杨生民《汉代与魏晋南北朝犁演变的考察》[35]一文，通过对历年考古所见实物资料和文献资料的综合分析，得出了“汉代与魏晋南北朝犁的构成和铁的材质都基本相似”的结论。以前曾有学者根据犁的变化来论证两个时期生产关系、经济关系的演变，杨生民的文章就是对类似观点的质疑和否定。张竹云《汉代庄园与西欧庄园的比较研究》[36]，比较了西欧庄园和汉代庄园的异同，认为从当时的历史实际情况看，庄园经济形态的存在具有很大的合理性。
（3）出现了开掘研究深度、开辟研究领域的论著。臧知非对汉代田税的征收方式素有研究，在1997年——2001年间，他与李恒全之间围绕着汉代田税问题，在《史学月刊》和《江西师范大学学报》上先后刊发4篇文章，展开过往复辩论式的学术论争[37]，可视为近年间学术讨论的范例。臧知非的新作《从〈吏民田家莂〉看汉代田税的征收方式》[38]，认为分析吴简《吏民田家莂》的材料，可以间接地证明东汉时期是把土地分为三等，并分别对之征以不同数额的田税。冷鹏飞的著作《中国古代社会商品经济形态研究》[39]，以及论文《战国秦汉时期农业领域商品经济的发展》[40]，论证了战国秦汉时期是我国古代商品经济发展的第一个高峰期，并分析了农业突破小农经济模式、融入商品经济发展的策略，指出了推进农业生产工具和技术革命，不断根据形势变化调整经济政策，对于维护农民的收益、激发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的积极作用。张泽咸《秦汉时期黄淮平原的农业生产》[41]，考察了秦汉时期黄淮平原的农业生产的总体状况和具体部门的生产情形，讨论之细致深入，实为此前所不见。施伟青《论秦自商鞅变法后的商品经济》[42]，对秦国商品经济的发展状况做出了有别与既往结论的考证，他运用秦简《日书》的材料，重新解读了战国时期秦国自商鞅变法后的商品经济的发展状况，进而探寻商品经济能够较快发展的原因。李恒全《试述汉代官营手工业中的商品生产》[43]，指出在商品经济的影响下，汉代官营手工业也部分从事商品性生产，这其实是商品生产的一种畸形化，严重阻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张弘《略论西汉时期的工商管理政策》[44]，论证了西汉时期的工商管理政策具有鲜明的阶段性，经过三次较明显的波动和摇摆；在政治干预的总前提下，呈现出从暴力色彩浓厚的干预到经济手段逐渐加强的变化，而且这一变化过程恰与社会商品经济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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