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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以来唐宋之际经济政策研究综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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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0:55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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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徙与两税法》(《历史研究》1999年3期)综合诸家之说，指出安史乱后的民户大迁徙减少了国家编户，增多了浮寄客户，土地所有权转移的频率随之加快，以工商为业者明显增加，因而导致了以“税客户”、“税资产”为改革方向的两税法的产生。
在两税的征收内容上，学者们众说纷纭。[日]玉井是博《唐代土地问题管见》(《史学杂志》33—8、9、10，1922年)强调两税法是由唐前期资产税性质的地税和产税发展而来。持同样看法的我国学者有鞠清远《唐代两税法》(《北大社会科学季刊》6：3，1936年)、李剑农(前引书)、张维华《对于两税法的考释》(《山东大学学报》1963年4期)、王仲荦《唐代两税法研究》(《历史研究》1963年6期)等。日本有铃木俊《唐代产税与青苗钱的关系》(《池内博士还历纪念东洋史论丛》，座右宝，1940年)、《唐朝的夏税、秋税》(《加藤繁博士还历纪念东洋史集说》，富山房，1941年)，韩国有金永济《唐宋时代的两税沿革》(《东洋史学研究》34，1990年)等。另一种观点认为两税仍指租庸调。岑仲勉《唐代两税法基础及其牵连的问题》(《历史研究》1951年5、6期)和[日]曾我部静雄《两税法与地税、户税无关论》(《东洋学》1959年2期)、《两税法出现的由来》(《社会经济史学》26—1，1960年)即主此说，但应者寥寥。第三种观点认为两税单指户税，不包括地税。代表性成果有[日]小林高四郎《唐代两税法论考一一中国经济思想史的一幕》(《社会经济史学》3—6，1933年)、陈登原《中国田赋史》、金宝祥《唐代封建经济的发展及其矛盾》(《历史教学》1954年6期)和《论唐代的两税法》(《甘肃师大学报》1962年3期)等。而韩国磐《隋唐五代史纲》(三联书店，1961年)、张泽咸《论田亩税在唐五代两税法中的地位》(《中国经济史研究》1986年1期)和沈世培《两税向田亩税的转变及其原因初探》(《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0年1期)等持地亩税讲。第四种认为两税是由多个税种合并而成。[日]吉田虎雄《关于唐两税法》(《东亚经济研究》24—2，1940年)、胡如雷《唐代两税法研究》(《河北天津师院学报》1958年3期)、[日]船越泰次《唐代两税法中的斛斗征课和两税钱折籴问题》(《东洋史研究》31—4，1972年)、丁柏传《谈对唐代两税法的再评价问题》(《河北大学学报》1983年2期)为其代表。李锦绣(《唐代财政史》下卷第二分册，北大出版社，2001年)参酌众说，认为“两税得名于夏秋两征”，“两税包括两税钱物和两税斛斗两部分，田亩税是两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说较为公允。
宋代两税，李剑农《宋元明经济史稿》(三联书店，1957年)认为是指“钱”与“谷粟”，并以田亩为征收标准，故有“夏钱秋米”之说，实指“夏税秋苗”。王曾瑜《宋朝的两税》(《文史》总14辑，1982年)仍认为夏秋两征，夏税以征收丝帛、大小麦钱为主，秋税则以粮食为主。各地税额不一；和籴、和买加重了乡村民户的负担；多数地区还残存着一定数量的人头税和各种附加税。漆侠《宋代经济史(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也认为宋代两税是向“有常产”的“税户”征收的土地税，基本上承袭了后周之制。葛金芳《宋辽夏金经济研析》(武汉出版社，1991年)、《中国经济通史(第五卷)》(湖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根据相关文献对两税征收程序及相关规定作出解说，包括“均田”与“检田”、“两料”与“三限”、“支移”与“破分”、“倚阁”与“带纳”、“揽纳”与“包税”、“预借”和“增借”等。郑学檬《中国赋役制度史》(厦门大学出版社，1994年)指出，宋代两税实行夏钱秋米制度的同时，还有不少增税办法。此外，汪圣铎《北宋两税税钱的折科》(《许昌师专学报》1989年2期)认为当时社会还不具备赋税货币化的条件。张熙惟《宋代折变制探析》(《中国史研究》1992年1期)则认为折变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
再看徭役。对两税法颁行之后晚唐五代的徭役问题．学界长期注意不够。张泽咸《唐五代赋役史草》(中华书局，1986年)专列“两税法时期的杂徭”一节予以深究，指出“杂徭在实施两税法时，曾宣布省并”，但杂役却被改头换面地一直沿袭下来，此后与力役渐趋合流，整个唐代的劳役征发是始终严重存在的。唐长孺《唐代色役管见》(见《山居存稿》，中华书局，1989年)指出，两税法施行后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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