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20世纪以来唐宋之际经济政策研究综述 |
 |
时间：2009-7-24 13:50:55 来源：不详
|
|
|
，河北教育出版社，1989年)、《论宋朝边疆地区的矿冶禁采政策》、《论宋代矿业管理中的奖惩制度》、《宋朝政府的矿业及开采政策》(分见《河北大学学报》1993年3期、1996年3期、1998年3期)和《宋政府的矿产品收买措施及其效果》(《中国史研究》2000年2期)等文有具体论述。葛金芳(前引书)将宋代官府手工业的管理体制概括为“国有、官监、民营、专卖”八个字，并指出其间存在着逐步下放经营权的趋势，而民营手工业占据主导地位。李晓《宋代工商业经济与政府干预研究》(中国青年出版社，2000年)认为宋室对关系国计民生的纺织业等比较重视。对矿冶业既鼓励又控制，对军工、铸钱等业实行官营垄断，对盐、茶、酒等实行禁榷专卖，对陶瓷、漆器、建筑、造船、印刷、粮食加工等业允许民间自由经营。就纺织业而言，魏天安《宋代布帛生产概观》和贾大泉《宋代四川的纺织业》(两文俱见《宋史研究论文集》，河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两文值得注意。前者对宋朝获取布帛的科配及和买等政策有所论述，后者着重介绍了宋王朝对丝织品从市买至无偿征收的搜刮政策。姜锡东《宋代和预买绢制度的性质问题》(《河北学刊》1992年5期)认为从宋初直至哲宗时期，和预买绢对丝织业极为有利。
再看商业。郑行巽《中国商业史》(世界书局，1932年)认为唐中叶以后特别是德宗时期推行抑商政策，商事进行艰难。王孝通《中国商业史》(商务印书馆，1936年)也留意到商业、关禁等内容。葛金芳(前引书)指出，宋代商业立法弊端不少，但以“通商惠工”为主旨，目的是攫取商税。戴顺祥、邵兰认为《唐宋时期政府商业政策的变化》(《思想战线》2000年L期)集中表现在三个方面，即由重视专卖榷利转向注重征商．商税制度比和规范化，实施扶商政策。李晓(前引书)认为宋代在市场设置、商品价格和商人队伍等方面实行厂开放政策，在打击垄断、维护合同和商业经营、统一度量衡和打击假冒伪劣等方面实行维护市场秩序的政策，并加强了对行会、商人和牙人的监控。
在商品流通政策方面。俞大纲《读高力士外传释“变造”、“和籴”之法》(《中研院史语所集刊》第5本第1分，1935年)认为牛仙客首建和籴，是有唐一代政治隆替之关键。[日]铃木正《唐代的和籴》(《历史学研究》10-5、6．t940年)则认为和籴的目的是供军粮。在和籴渊源的论辩中，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重庆商务印书馆，1945年)主张和籴盛行是唐代财政政策呈“河西地方化”之表现。岑仲勉《隋唐史》(高教部教材编审处，1954年)反对“河西地方化”之说。徐寿坤《对唐代“和籴”的分析》(《史学月刊》1957年2期)持岑氏之沦，指出和籴在前期是不带强制性的交易关系，安史之乱后才由和买变为强征。卢开万《唐代和籴制度新探》(《武汉大学学报》1982年6期)则糅和陈氏、岑氏之说，认为和籴在西北、关内、中原都曾实行，前期已具有强制性，安史之乱后，和籴性质进一步蜕变。杨际平《试论唐代后期的和籴制度》(《唐史学会论文集)，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强调，和籴军粮有益于抑制藩镇，有积极作用。赵文润《唐代和籴制度的性质及作用》(《唐史论丛》第5辑，三秦出版社，1990年)认为，和籴解决了边地军粮供应，在唐中期起积极作用，后期流弊是法制松弛、吏治败坏造成的。
宋代和籴仍是筹粮养兵的重要手段。戴裔煊《北宋便籴制度产生的时代背景》(《现代史学》4—4，1942年)和若璋《宋代的籴政》(《东南日报》1948年1月24日)率先论及宋代的籴政。王曾瑜《宋朝的和籴粮草》(《文史》总24辑，1984年)指出，北宋中叶以前常取“博籴”、“便籴”方式，神宗以后又有“结籴”、“寄籴”、“表籴”和“兑籴”等名目。魏娅娅《宋代和籴利弊初探》(《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5年3期)认为熙宁以后“和籴”演变为科配，成为赋役，但仍不失为国防供应的应急措施。魏天安《宋代粮食流通政策探析》(《中国农史》1985年4期)认为宋代置场和籴，是政府利用民间商业流通组织来补充粮食消费的不足。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下一页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