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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以来唐宋之际经济政策研究综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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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0:55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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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sp;五、海外贸易政策研究
[日]石桥五郎《唐宋时代的中国沿海贸易及贸易港(1、2、3)》(《史学杂志》12—8、9、11，1901年)最早进入这一领域。[日]桑原骘藏《唐宋贸易港研究》(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35年)是由关于海路贸易、贸易港和市舶管理机构的四篇论文汇集而成。孙葆《唐宋元海上商业政策》(台湾正中书局，1970年)和陈高华、吴泰著《宋元时期的海外贸易》(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对当时海外贸易的诸层面展开了较为细致的分析。王冠倬《唐代市舶司建地初探》(《海交史研究》1982年4期)认为唐玄宗开元初在广州设有“押蕃舶使”，唐末则先后在扬州、泉州、明州设立市舶司。林萌《关于唐、五代市舶机构问题的探讨》(《海交史研究》1982年4期)指出，唐代在交州也设市舶使，但各地名称不一。喻常森《海交史札记》(《海交史研究》1990年1期)认为唐只有市舶使，没有市舶司。宋太祖开宝四年(971年)六月，才在广州设市舶司。
关于市舶制度的具体内容，陆韧(论市舶司性质和历史作用的变化》(《海交史研究》1988年1期)认为，唐代市舶司兼有海外贸易管理机构、税收机梅和外事机构的性质，宋代又增加了舶货变易机构和发送机构两个职能。关镜石《市舶原则与关税制度》(《海交史研究》1988年1期)将市舶原则概括为，政治上怀柔远人；财政上增加国库收入；严格控制货物进口，维护本国政治、经济利益。漆侠《宋代市舶抽解制度》(《河南大学学报》1985年1期)指出，市舶税率经历了“十取其二”至“十取其一”，再至“十五取一”，又倒退至“十取其一．的变化过程。廖大珂《宋代市舶的抽解、禁榷、和买制度》(《南洋问题研究》1997年1期)认为这些制度是政府控制海外贸易的手段，具有掠夺性；他的《北宋熙丰年间的市舶制度改革》(《南洋问题研究》1992年1期)指出当时的改革是市舶管理过渡到正规化、法典化的标志。章深《北宋“元丰市舶条”试析》(《广东社会科学》1995年5期)则认为其重点是实行贸易垄断。
关于市舶制度对海外贸易的影响，吴泰《试论汉唐时期海外贸易的几个问题》(《海交史研究》1981年3期)认为有促进作用。卢苇《宋代海外贸易和东南亚各国关系》(《海交史研究》1985年1期)将宋代促进海外贸易的措施归结为五条：①大力招诱，奖进海商；②优待来华舶商；③保护舶商的生命财产；④维护舶商正当权益；⑤鼓励中国商人出海贸易。陈苍松《市舶管理在海外贸易中的作用和影响》(《海交史研究》1988年1期)亦持此说。连心豪《略论市舶制度在宋代海外贸易中的地位和作用》(《海交史研究》1988年1期)则强调其对民间贸易的掠夺性和危害性。郭宗宝《市舶制度与海关制度比较》(《海交史研究》1988年1期)认为唐代海舶可自由往来通商港口，宋代则通过“公凭”加强了对商舶的监督管理，而且有了查私的内容。黄纯艳《论宋代贸易港的布局和管理》(《中州学刊》2000年11期)指出，宋代对贸易港的管理较为规范：其一，修建停泊码头，建市舶亭或来远亭；其二，贸易港口设有储存货物的仓库；其三，设专门机构来保护港口及人港商船安全。
关于唐宋之际经济政策的研究当然不止上述数项，还有人口政策、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等亦与经济发展息息相关，限于篇幅，容待后论。仅就本文所涉的土地、赋役、官私手工业、商业、专卖和外贸等政策而言，已是大家林立，硕果累累，以上介绍难免挂一漏万，特别是日本学者的论述，所见欠广。若从唐宋变革期角度言之，今后的研究欲更上层楼，笔者以为以下数处尚可加强。一是尽可能打通朝代隔阂，将晚唐、五代和两宋的政策演变作贯通研究，力求以中时段这个尺度来把握其演变规律和演进趋势。二是应将唐宋之际经济政策的转轨与当时经济格局的变迁、经济结构的嬗变、特别是城乡商品经济成分的成长和海外贸易的开拓结合起来进行考察，以明动因。三是加强区域研究，注意从空间角度把握其时经济政策的地域差异，例如经济重心南移导致东南沿海地区的海洋发展路向日渐明显，加之该地区原本商品经济发展程度较高，因此发展商品经济和海外贸易的要求更加强烈，而驻有重兵的西北地区则长期笼罩在战时财政体制的阴影之中，商品经济既受到抑制、又有畸形发展的一面。四是在政策效果和社会影响的层面上，对国家、商人、手工业、农民等所涉各方面进行利益分析，已有学者注意，但尚须加强，因为在政策变动的轨迹背后，确实存在着持续不断的利益之争。这种斗争当然是政策变迁的重要动因，而斗争的不同结局也会影响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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