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有着历史最为悠久、规模最为宏大的而且未曾中断的城市文化传统，如今又处于向城市化转型的重要时期。但有关中国城市的研究，在70年代以前还是以国外学者的成果居多，其中对中国学界影响最大的，当属美国学者施坚雅(William Skinner)提出的区域体系分析理论。这不仅在70年代，而且直到今天，仍然是中国近代城市研究中最富理论色彩的成果。1964—1965年施坚雅的长文《中国农村的集市贸易和社会结构》在《亚洲研究学刊》连载。在他看来，工业化前期，以中国作为整体的全国城市化实际上毫无意义，要重新有系统地阐述这一问题，就必须从各区域出发。他依照河流系统，将中国分为九大区域。这样的划分不但打破了传统上以政治边界划分中国的方法，而且改变了自20年代以来西方学界认为中国城市化无从谈起的韦伯模式，其意义重大而且深远。

1977年，施坚雅又主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斯坦福大学出版社英文版，1977)一书，收录了欧美与日本等国以及中国台湾地区一些有关中国城市史研究的成果。该书围绕中华帝国晚期(施氏所谓的帝国晚期指的是中国的明清时期，至1895年为止)城市的三个方面来论述。第一编“历史上的城市”，论述城市的建立与扩展，以及影响其形式与发展的诸种因素。第二编“空间的城市”，着重城市在各自的腹地和区域中扎根的过程，论述城市与城市以及城市与乡村间的关系。第三编“作为社会体系的城市”，论述城市内部的社会结构。各部都有一篇由施坚雅撰写的单独的导言。在第一篇导言“中华帝国城市的发展”中，施氏再次将他的区域体系分析理论贯彻到对中国城市的具体研究之中，认为直至19世纪中叶，在中国从各大区各自发展出的独立城市体系之间，经济与行政事务关系还过于薄弱，不能把各部结合成全国范围的统一城市体系，这也是把各区城市化分开来进行分析的充分理由。他认为地方制约、行政收缩以及中世纪嬗变形式是对中华帝国晚期城市发展最具意义的三个问题。第二篇的导言名为“中国社会的城乡”，施氏在此文中把作为商业中心的城市与作为行政治所的城市加以区分，认为治所的正规行政属性，大部分是由它在相关经济中心地区域体系中所处的地位发展出来的，非正规政治体系的规模与强度，与官僚政府的强度成逆变化关系——这是一种协变，它把“自然”经济区的结构，表现得至少与各省的排列一样清楚。施氏此文中提到的两个问题十分有趣，一是中国士大夫有多少城市成分；二是传统中国有没有独特的城市文化。而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也是在一般人想象之外的。在第三编导言“清代中国的城市社会结构”中，施氏尖锐地提出，对于这个问题，尚无几个学者作过详尽的微观研究，所以许多概括并无可靠的理论根据，多的则是哗众取宠的炒冷饭。施氏在这篇文章中提到城市生态问题、客居与城市社会问题以及城市社会如何管理的问题：“帝国晚期的城市在什么程度上是一个统一的社会政治实体呢?提供过什么市政设施，又通过什么制度上的安排呢?官绅商人的政治权力又如何行使与调停?在什么意义上可以说城市毕竟是管理着的呢?”(中译本，第649页)他认为在这方面进行新的研究，是可以取得丰富报偿的．施氏的理论对20世纪80年代以后才在中国国内兴起的城市史研究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尤其是2000年由中华书局出版中文译本之后，在国内几乎所有的城市史研究论著中，都随处可见施氏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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