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尹钧科在发表《明代北京郊区村落的发展》(《历史地理》第三辑)和《北京郊区村落的分布特点及其成因的初步研究》(《历史地理》第十一辑)两篇论文的基础上写成专著《北京郊区村落发展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作者认为，城市与村落是人类建造的两种迥然不同的聚落，它们各自孕育了反差很大的文化，一个城市需要一定范围的郊区作为生存与发展的支撑力量和后备空间，一个城市的壮大也必然会对郊区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产生强大的牵引力和推动力。城市与郊区是互相依存、互相影响、互相利用与互相适应的一体化关系。作者在谈到明清两代北京郊区村落的发展时，详细论证了其与北京城市之间的关系’如明代大规模营建北京宫殿城池，因需要大批木材、石料、沙土等而在京郊形成一批村落，如神木厂、皇木厂；清代皇帝屡次出巡’广建行宫和园林，使皇室生活的影响在北京郊区相关村落留下清晰印记；由于死人不能埋葬在城里而导致北京郊区涌现大量以“坟”为名的村落和守坟的坟户，并成为城与郊之间一个联系与交流的渠道等等．无论从研究的新颖视角还是从立论的扎实来看，都堪称一部力作。

    与这一项目相关，田涛、郭成伟整理的《清末北京城市管理法规(1906—1910)》  (北京燕山出版社，1996)也于几年前问世，该书收集了20世纪初清朝政府实行“新政”之后制定出的有关首都城市管理方面的一批法规，包括道路交通法规、医药卫生法规、饮食服务行业管理法规、市场管理法规、特种行业管理法规等共39种，这些法规均为国内外首次发现，明显地带有新旧嬗变时代的印迹。两位整理者并撰写《中国城市管理走向现代化的里程碑——新发现的清末北京城市管理法规研究》一文附于篇首，对制定这批法规的有关机构及相关管理体制作了详细的考订和介绍。指出晚清政府在京师正式建立近代管理机构，是从仿照外国侵略者在华设置机构开始的。清末上至民政部，下至京师巡警总厅与各地巡警总厅形成独立完整的市政管理体制，最终完成了行政管理权与司法审判权及军事管制权的分离。而清末的社会改良，城市的发展变化较农村更为突出，城市内部的变化又集中体现在新职业的产生与新的秩序关系上，这些都为北京城市管理法规的出现奠定了基础．新的法学思想开始向中国输入，则是城市管理法规产生的必要条件。这批法规的特点，在于绝大部分属于在新的城市发展过程中对于新出现的行业的管理，在制定过程中，则引进与改良了日本明治维新以后的相应法规，这在中国的法规编纂上是一种很有价值的突破。而从基本立法精神与立法意旨上说，更与传统的法律有本质不同，最突出的就是贯穿了对人格的尊重。

    北京大学博士、中国测绘科学研究院副研究员王均与祝功武合作撰写《清末民初时期北京城市社会空间的初步研究》一文，其主要论点是，在北京城市近代化过程中，城市社会结构发生变革，经济地位成为空间分化过程的主导因子，导致社会空间出现了三方面的时代特征：(1)社会中上层倾向于居住在市政进步、活动便利的中心地带，贫民在房租地价的压力下被迫迁居边缘地带。(2)家庭规模与家庭经济条件正相关，户量由中心向边缘降低。(3)满汉畛域逐步化除，满族、回族呈现“大分散，小集聚”的分布。使馆区等西方事物成为影响城市空间形态的重要因素。王均还与孙冬虎合作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北京城市史的论文，计有《八年沦陷时期的北平城市规划及其实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0年第3辑)、  《民国时期北平市域的拓展计划初探》(《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9年第3辑)和《民国时期北京地区的自然灾害与社会影响》(与吴文涛合作，《北京社会科学》2000年第3期)等。

此外还可以提到的，如岳升阳著《北京城市结构演化及宣南文化的研究》，对典型地段结构变迁、近代文化特征开展了深入的研究。该论文被评为北大1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