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这种政治军事型城镇截然不同的是工商型城镇．明代的工商型城镇发展也经历了前后两个时期，它的第一个发展时期是在明永乐修浚漕运以后，伴随着南粮北调，沿运河一带逐渐形成了一些工商业发达的城镇。如北京附近的通州(今通县)，明永乐迁都北京之后，随着漕运的疏通，成为南粮北调的集散地，开始发展为漕河沿线的重要市镇．然而作为工商型城镇真正得到发展的时期还是在成化、弘治以后。随着北京作为都城消费的增长，通州不再仅是南粮北调的集散中心，而且成为了“百货汇集处”。除去通州这类沿运河而发展的城镇外，江南一带还有相当数量伴随着明朝中叶以后商品生产发展而形成的工商业市镇，这种市镇的兴起构成了明朝城市发展的特征。

    明中后期的城镇，一方面伴随着市场网络的发展而发展，另一方面又与原有的政治中心型城镇相结合，从而形成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城市化的自身特征：政治型城镇的工商化。这种工商化的城镇社会容纳了相当数量从农村流入的人口，但是却无法改变中国传统城镇的政治中心特征，城镇的工商化为城镇自身服务成了一大特点，这就必然限制了城镇的工商化进程。由于城镇的类型不同，因此城镇的社会阶级结构也必然不尽相同，而且这种情况也伴随着城镇自身的发展而发生着变化。大量的寄生人口在城镇居住，就为其商业的发展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不直接从事生产的城市劳动者人数越多，也就说明当时城市的消费化程度越高。

    该书具有前辈学者论述全面、史料扎实的风格，在写法上许多方面也已超越了传统治史的套路，其中谈成分复杂的城镇阶级构成以及城乡矛盾的几个章节，我认为最有特色，因为这是近年来年轻一代的学者因恐陷入俗套而不愿谈论，其实却不可忽视的重要内容。

    另一部较为引人注目的著作，是中国人民大学刘风云所著《明清城市空间的文化探析》(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1)。该书特点是在原有史料上力图出新，希望能从城市空间的分布、结构及人文文化的视角，对明清两朝近六百年的城市历史进行全面的阐述与分析。作者认为“不同的居住空间必然会折射出各自文化的特点及其差异性”，从而试图系时间于空间，将城市空间的组合——城墙、壕堑、坊巷、官衙、民居、市廛、寺观、戏院、茶馆、会馆、园林等，从空间展开，空经时纬，时空融会，剖析其文化内涵。以人文为经、建筑为纬，是该书的又一特色。在“坊巷与社区”、“市廛与寺观”、“茶馆与会馆”等章节里，突出了人文文化对城市建筑的影响。比如茶馆、茶园成为市井文化传播的载体；会馆凝聚士人的文化情结；寺观则同市廛链接，庙市的形成则促使寺观、市廛、人文三者的融合等等。该书探讨的主题就是城市空间的两大载体：物质建筑与人文文化——物质建筑是文明的物化，人文文化是物质的神韵。由城、街、坊、巷组成的城市地域空间，形成不同等级的人文社区。不同的社区’凝聚着不同的社区人文文化。该书得出的结论是明清城市空间的文化走势，是政治性逐渐淡化，人文性逐渐浓厚。

    刘凤云还著有《日本江户时代的城人与明清商人之比较——兼论中日都市文化的差异》(《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6年第6期)一文，该文认为，作为都市居民重要组成部分的商人，其行为方式及其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作用乃至权利和义务等，直接反映了一个国家的文化结构及其都市文化的特质。17、18世纪近代资本主义形成的前夜，处于都市发展时期的中日商人在地位与权益上表现出的差异，从不同的方面制约着都市的政治与经济，从中不难找到19世纪中叶两国在转型时期迥然相异的原因。

    谈到清代城市，可以提到的是赵世瑜的《腐朽与神奇——清代城市生活长卷》(湖南出版社，1996)。这是湖南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古代城市生活长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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