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虽然有些老一辈学者认为：“近几年我国城市史研究较热，但研究中存在很多问题，其主要原因就是全部照搬西方的研究模式，没有建立起中国自己的城市史的理论与方法．……要逐渐把这个学科中国化，形成自己的看法。”(龚书铎语)但我却认为，对西方模式的引入和研究目前还远远不够。譬如美国学界早在上个世纪60年代就已开始运用计算机建立的电脑数据库来搜集、贮存、分类和分析历史资料，使史学变成一门更为精确的社会科学，城市史又是计量史学最有用武之地的一个领域。我国从清朝自近代，保存的档案资料浩如烟海，但借鉴和采用这些方法进行研究却远未受到学者的重视，将计量史学方法运用于此更鲜有人问津。再者，作为一项跨学科研究，目前国内各不同学科学者的合作研究还未充分展开，至少在历史学界，就很少有人会去注意都市人类学家对城市的研究方法与成果。至于国外社会史学界将目光更多投入到对普通下层民众生活之中的观念，直至如今仍被一些学者斥为琐碎而无意义的“吃喝拉撒睡”，表现出不屑一顾乃至抵触的态度。

    明清时期的城市史研究，与对近代城市的研究相比更是明显薄弱，可以说迄今尚未形成气候。施坚雅的区域分析理论在我国学界的影响不可谓不大，但更多限于经济史领域。近十余年来国内从经济史角度对明清乃至民国时期市镇作了大量细致的研究，包括对区域性乃至全国性的集市人口作出统计或估计，而尤以江南等地为最，便与上世纪70年代以来区域史研究的兴起有直接的关系，这已成为我国经济史学界最热衷最前卫、而且硕果累累的领域，有关成果如李伯重《江南的早期工业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樊树志《明清江南市镇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刘石吉《明清时期江南市镇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陈学文《明清时期杭嘉湖市镇史研究》(群众出版社，1993)等，恕不一一列举。但施氏理论中有关城市(Ur- ban，或可称为都市)而非集镇的丰富内容，也许因不仅仅局限于经济，也涉及到政治、社会与文化，却或多或少地受到了忽略。

    不过，说受到忽略，是与近代城市史研究与经济史研究相比较而言的。受大气候影响，这些年有关明清城市的研究，还是出了一些大部头的成果。其中较早的，可以以韩大成的《明代城市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为代表。该书长达五十余万言，分十章三十三节，主要内容有二，一是论述明代各类城市发展的概况和随之而来的市场的开拓、商业的繁荣、竞争的加剧、工商业管理的改进、交通运输的发展以及明中叶以后白银使用的普遍与钱庄会票的出现；二是分析了城市的阶级结构、各种社会矛盾的发展、城市的特点与管理、城市发展的阻力以及城市所起的作用。

    作者认为，明代城镇的发展经历了前后两个不同的阶段。从太祖朱元璋建国直到成化、弘治之世可以算作是明代城镇发展的前期，这一时期的城镇主要是作为全国乃至地方的统治中心而发挥着政治控制的功能，学者们一般称之为政治型城市。与这种明显政治型城市相类似的还有一种军事型城镇，它们多处于边塞地区或者内地的军事要地。这种城镇中有些虽然不是地方政治中心，但是实际上就国家控制的角度而论，它们所起的作用则都是国家对地方，包括少数民族地区的控制．因此这些城镇的构成往往多有相近之处。这些城镇社会构成中最为突出的便是国家控制机能，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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