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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救灾法律制度述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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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1:09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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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蠲赈的依据。为配合勘灾的正常进行，清代还对勘灾不实及随意删减灾分的地方官吏予以严惩。
3、审户。审户是指核实灾民户口，划分极贫、次贫等级，以备赈济。清代规定，十六岁以上灾民为大口，不满十六岁至能行走者为小口，再小者不准入册。审户时，首先是审查田亩受灾程度，然后审查灾民居所器用牛具等财物有无存毁，以定极次贫级。审户之后要发给赈票。赈票一共两联。查灾委员按户查明应赈人口时，即将所带赈票随时填明灾分、极次、户名、大小口数、应领粮数等，将一联发给灾民作为领赈依据，一联留底以备核查。地方审户完毕后，上级官吏均应抽对查验。只有抽查无误后，才能得以放赈。如有查出冒填者、临赈不到者、现可谋生糊口者，即行删除；如有闻赈归来夏秋尚能度日未报入册而入冬饥寒交迫者，则应添补。清代法律对地方官审户工作要求严格，依同治四年《户部则例》(卷84)规定，“凡灾地应赈户口，应要正、佐官分地确查，亲填入册，不得假手胥役”，“倘有不肖绅衿及吏役人等串通捏冒，察出革究。若查赈官开报不实，或徇纵冒滥，或挟私妄驳者，均以不职参治”。
4、发赈。发赈即指按照赈票所列数目将赈米或赈银发放到灾民手中。这道程序关系到救灾的最终效果，故最为关键。发赈是在审户的基础上进行，按户付给。按《荒政辑要》(卷3)载：“极贫无论大小口数多寡，俱须全给。次贫则老幼妇女全给，其少壮丁男力能营趁者酌给”。为顺利发赈方便灾民，清代还规定，发赈时要在州县本城设厂，四乡各于适中处设厂，如乡厂相距较远，可多设一二厂进行发放。发赈前应先将某被赈村庄将在某厂、某时发放事项明白晓谕。为防止冒领，遂规定在每次发赈后，就应于赈票上加盖第几赈发放戳记，赈济底册内也加盖戳记。又为防止短少克扣，清廷规定发赈时有司官必亲临，不得假手胥役里甲，并且还要有督赈官进行现场监督。另外，还将赈过银米数目、户口、姓名、月日刊示公告，以求百姓监督。这些规定，都一定成效地抑制了经办官员贪赃腐化的酿就，从而促使了发赈过程的正常进行。
三、清代救灾制度的另面反思
清代救灾制度除了前述具体措施、具体程序方面的主体内容外，还建立了较汉唐以降各代更为健全的仓储制度——常平仓、社仓和义仓 [⑩]以积谷备灾。这从制度上有力地为清代的救灾提供了物质保障，从而完善了它的救灾制度。这不禁令人对中国古代此类法律制度的完善沉淀感到叹服。但叹服之余，又有所思。清代救灾制度的完善又能说明什么呢？是不是代表了清代人的真正智慧？是不是真能解救黎民百姓于灾荒之中？灾难降临人间，究其原因，人们总概括为“天灾人祸”，天灾在前，人祸在后，似乎天灾总大于人祸。诚然，天灾起于自然，有许多天灾的确是人类力量无法参与、无法避免的，但诸不知，更多的天灾则起因于人祸。战争、内乱、苛政、腐败、生态环境的破坏等等，都可引发或加重自然灾害。如水灾，除暴雨、连阴雨成灾外，绝大部分是由于河防废驰、水利失修或“豆腐渣工程”而导致河堤溃决而造成。清代之所以天灾较多，除自然原因外，同样，更多的是由于政治腐败、苛政剥削、人口增长等社会因素造成或助成的。
1、政治腐败例。作为清代最大的灾害，水灾固然同国家地理位置、季风气候有关，但更多与清代政治因素息息相关。在有清一代，呈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情况。在康熙、雍正两朝，由于政治清明，政府注重河政，注重治理黄、淮和畿辅诸河，颇有成效，故水患大大减少。相反，乾未嘉、道以来，特别是道光时期，朝廷上下官员喜好诌媚腐化，庸俗无为，置国计民生不顾，整天追逐骄奢淫佚生活，并穷尽贪污之能事。 [11]河政更是日趋腐败，河防松驰，水利失修，河道梗阻，诸河频频漫口决口，堵而复决。当时河官河工也积弊日深，“每年抢修各工，甫经动项兴修，一遇大汛，即有蛰塌淤垫之事”，原因就在于承办人员偷工减料，缺少监督或官工相互勾结，沆瀣一气，所谓“防弊之法有尽，而舞弊之事无穷”。据《清史稿》等有关资料显示，乾、嘉时水灾骤增，每年平均达100余州县，到道光朝一跃为177州县。由此，足见政治腐败、河政松驰、水利失修与水灾消长的必然关系。
2、苛政剥削例。孔子说：“苛政猛于虎也”。封建社会，天灾的轻重与个体小农的抗灾能力有密切关系。清代小农抗灾能力差，固然与生产力有关，但根本原因在于清统治者的苛政剥削所致。由于苛政，地主阶级最大限度地剥削农民的劳动果实，使得大量小农始终挣扎在半饥半饱的贫困之中，极少有粮食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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