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对于立异姓为后者，一般情况下，即使并非遗弃，也不究治，甚至对即成事实予以认可。“邢林、邢柟为亲兄弟，邢林无子，邢柟虽有二子，不愿立为林後，乃於兄死之日，即奉其母吴氏、嫂周氏命，立祖母蔡氏之侄为林嗣，今日邢坚是也。夫养蔡之子，为邢之後，固非法意，但当时既出於坚之祖母吴氏及其母周氏之本心，邢柟又亲命之，是自违法而立之，非坚之罪也。使邢柟宗族有知义者，以为非法，力争於邢柟方立之时，则可；今欲转移於既立八年之後，则不可。力争於吴氏、周氏未死之时，则可；今欲遣逐於吴氏、周氏方死之後，则不可。”[8]

法律之所以要严格区分“立继”与“命继”，是因为二者继承分额各不相同。《名公书判清明集》卷之八《户婚门·命继与立继不同》载：

      捡照淳熙指挥内臣僚奏请，谓案祖宗之法：立继者谓夫亡而妻在，其绝则其立也
  当从其妻；命继者谓夫妻俱亡，则其命也当惟近亲尊长。立继者与子承父分法同，当
  尽举其产以与之；命继者於诸无在室、归宗诸女，止得家财三分之一。又准户令：诸
  已绝之家立继绝子孙谓近亲尊长命继者，於绝家财产者，若止有在室诸女，即以全户
  四分之一给之，若又有归宗诸女，给五分之一。止有归宗诸女，依户绝法给外，即以
  其余减半给之，余没官。止有出嫁诸女者，即以全户三分为率，以二分与出嫁诸女均
  给，馀一分役官。

“命继”者只能获得所继之人的部分遗产，立继者却不限多少，只要死者留有遗嘱，皆听承受。这是“遗嘱旧法”即《嘉祐遗嘱法》明确规定的。后来“献利之臣”混淆命继与立继的区别，剥夺立继子孙应得的财产份额，是违背《嘉祐遗嘱法》的。《长编》卷三八三元祐元年七月丁丑载：

      左司谏王岩叟言：“臣伏以天下之可哀者莫如老而无子孙之托，故王者仁于其所
  求而厚于其所施，此遗嘱旧法所以财产无多少之限，皆听其与也。或同宗之戚，或异
  姓之亲，为其能笃情义于孤老，所以财产无多少之限，皆听其受也，因而有取所不忍
  焉。然其后献利之臣不原此意而立为限法，人情莫不伤之。不满三百贯文始容全给，不满一千贯给三百贯，一千贯以上给三分之一而已。国家以四海之大、九州之富，顾岂取乎此？徒立法者累朝廷之仁尔。伏望圣慈，特令复《嘉祐遗嘱法》以慰天下孤老者之心，以劝天下养孤老者之意而厚民风焉。如开纳乞先次施行。”从之。

这就是说，自元祐元年（1086）七月以后，恢复执行《嘉祐遗嘱法》，户绝之家为养孤老于生前所立继承人，根据遗嘱应当依法获得其全部财产。至于命继者的继承问题，也有很大争议，有人甚至主张命继完全不能继承所继之家的财产，“（绍兴二年）九月二十二日，江南东路提刑司言：本司见有人户陈诉，户绝立继之子不合给所继之家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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