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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四川州县田赋征收考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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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1:26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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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石，正统时26871152石，成化时26469200石，嘉靖时22850535石，隆庆时24074189石，可见降幅较大。
在全国土地兼并风潮影响下，四川亦不能幸免，但四川的土地兼并，就其程度而言，缓和得多，田土数下降幅度低于全国平均下降幅度。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四川田土112032顷，[17] 弘治十五年，田土107869顷，[18] 比洪武时下降约4%；正德七年（1512年）为105131顷，[19] ，比洪武时下降6%。四川土地额下降幅度比之其它行省小得多,笔者以为这主要与四川官田数目极微，豪强地主为数不多有关。四川土地兼并不剧烈，因此田赋收入减少幅度亦低于全国平均减少幅度。如表：
表八：明前期、中期实征米麦数对比（单位：石）
——|洪武26年|弘治15年|万历6年|弘治、万历时分别减少|
全国|29442350|26792259|26638414|9.0%; 9.5%|
四川|1066828|1026672|1028545|3.8%; 3.6%|
资料来源：《大明会典》卷24《户部十一·税粮一》
面对日益严重的财政危机，各地先后试行了一些改革措施。如山东“一串铃”；嘉、隆间海瑞在浙江、南京应天府；隆、万间庞尚鹏在浙江、福建等地试行的“一条鞭法”等，四川州县亦进行了赋役改革。
宣德以来，各地普遍实行永充制，由殷实之家长期担任。他们在税粮的征收、储存、运输等环节上极尽贪污舞弊之能事。四川虽“旧不设粮长，但岁推殷实户为总部，仓各一人，催督纳取通关号纸，各户粮数既少，往往派与总部附纳，始则索价甚高，终多侵欺不纳。有司迫其期会，未免重追或有先行截纳，不容小户附搭，归而追息，于是总部之名交为上下所恶”。[20] “总部”既不能解决问题，“乃革总部，令里甲自往上仓，则又散无统纪。奸民揽纳，粮价虚出，石朱 串通关，官民俱累，害为尤甚。”[21]
为解决奸民揽纳的问题，“成化初，巡抚都御史汪公浩将税粮洒派远近仓，分令各户自行上纳，革去攒运人夫，如米一石，存留本处若干，广丰若干，松叠若干，坝底若干，威茂若干，建昌若干，贵州折纳银布若干。以上户派纳远粮，下户止于近粮”。[22] 这样的做法有利亦有弊，利在于“细民稍甦而豪右不便胥动”[23] ，弊在于“以一户而遍走各仓实为细碎”；[24] 弘治十四年（1501年），革去督粮；正德八年（1513年），“马公昊乃令松叠粮每一石折色2斗，小民输银；本色8斗，坐于大户输米。折色解布政司，差官类解，兵备道给散本色。该州县与兵备道各为半，印字号票纸以验真伪”。[25] 在此基础上，嘉靖十二年（1533年），巡抚都御史范嵩会同巡抚贵州都御史刘士元，对部分州县边仓粮的征收作了改革，“将重、叙二府原派贵州永宁仓粮每石折布2匹，共银3钱5分，解贵州布政司支给，毕节、乌撒、赤水、永宁、普定等卫所，官民著为例”。[26]
另外，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巡抚都御史潘鑑允行粮储事宜，命“各府、州、县今后起征夏秋税粮，不必佥点殷实以滋弊端；亦不必令小民自运原仓以启繁琐。……如一甲人户见年正办里甲，则用六甲人户收解钱粮；如二甲则用七甲，周而复始，就于本甲下拣选。上户分解边仓，中上户分解起运腹里并禄粮，中次户坐分本州县存留。不许冒名顶替包揽”。[27]
而明中期，四川赋役征收改革最著名者，当推“一把连”征派之法。
“嘉靖十四年，按察使刘璋建议一把连征派之法。……将各项事宜通行议拟，成之为目：一曰税粮，二曰岁支、均徭、里甲、课程、驿传、年例、杂役、杂用。”[28]
“一把连”征法有许多好处，“既分析详明输运，又虑置机密可以杜势豪趋避之计，亦足以弥里书飞诡之奸，简而易行，一而易守，真能补旧议之偏，捄全蜀之弊也。”[29] 可以说，此法是总结了前人改革利弊后的一个突破。“一把连”征法施行后，在四川很快普及。据万历《营山县志》卷三《田赋》载：
“十四年按察使刘璋建议一把连征之法，呈允都御史潘鑑行各府、州、县遵行。本府知府朱良申明条约，云照本府所属夏税秋粮，其田地之起科原无轻粮、重粮之分。至官府之征解，方有腹仓、边仓之异，但以边粮价重、腹粮价轻，故人户利于便己，愿纳腹粮而不愿纳边粮。里书巧于舞文，腹粮多上户而边粮多下户，轻重失均，苦乐不一。民间买契先已认定轻粮，作弊以欺人者习以为俗，田去而粮存者积而愈多矣。遵照巡抚衙门所行一把连征收之法，诚足以均赋裕民，革除积弊。为此晓谕，仰各遵照后开则例，通融一把连征收，则不论上户、下户，俱有腹粮、边粮，而下民无不均之弊矣”。
此段记载清楚地表明田赋征收中的积弊及改革的目的——均赋裕民。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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