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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四川州县田赋征收考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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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1:26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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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德间机兵40名，快手80名。嘉靖以来至隆庆五年，有银、力二差，四里花户以丁粮多者编为力差，以丁粮少者编为银差。隆庆六年，内奉都御史严公明文将力差亦并征银召募，每年银差银446两1钱，遇有闰加银7两；力差召募工食银681两6钱，有闰加工食银50两9钱6分，每人丁一丁，钱粮一石，各派银9钱8分，足够三年之数。”[36]
从营山县在嘉、隆时已实行了徭役征银可知，四川在万历时实行“一条鞭法”是有其基础的，从“一把连”征收法到“一条鞭法”的过渡也是自然的，二者基本精神一致——化繁为简，减轻人民负担。
“一条鞭法”原创于嘉靖初年，江浙、福建等地区已有试行，而后推广向全国。史载，“万历十年，新都县知县刘文征条陈里甲之害，一条鞭之利，已蒙抚院司道议行矣，寻于十年奉明例通行条鞭之法。轮年里甲悉放归农，永著为令”。[37] 由此可知，四川遍行“一条鞭法”是在万历十年。以部分州县为例说明“一条鞭法”在四川实行情况。
据万历《合州志》卷六《田赋》载：“今夏秋米27929.3石，每年每石征本色米2斗6升，共7315.1石；折色银5钱8分，共征银16107两8钱”。
又如嘉定州，据万历《嘉定州志》卷四《赋役》载：
“原额税粮7745石，原额绵花2627斤。每花1斤征银7分，共征银186两；原额男妇12225口，该征银220两零五分；大粮撒数：工部料米470石，每石折色银5钱，共银235两；普安仓：夏秋米1000石，每石折色银1两9钱5分，共该银1950两；坝州仓：米1400石，每石折色银1两2钱，共该银1697两6钱；成都广丰仓：折色米1993石4斗5升，每石折色银6钱，共该银1196两7分；广济库：夏米68石，折荒丝68斤，每斤价银5钱，共该银34两。”
嘉定州在实行一条鞭法之前，已开始折银，绵花、丝、米、丁口折银，俱有比价。推行“一条鞭法”之后：
“原额人丁6078丁，内除逃绝单寡朋丁111丁4斗7升，实编5967丁5斗3升。内灶丁877丁，每丁折粮6斗，民丁5090丁5斗3升，每丁折粮5斗。公费银：795两；力夫：80名，每名工食银7两2钱，共银576两，有闰加银48两；州马：40匹，每匹工价银21两6钱，共银864两，有闰加银24两；老灶课银：685两6钱，奉文议将600两于本州秤盘盐茶二赎抵补外，余85两6钱，仍于条鞭银内起征；外小井课银：580两2钱9分，……不入条鞭丁粮内起征”。[38] 另有均徭、力差，此处略。可见，嘉定州实行一条鞭法后，简化了赋役征收。
一方面，每亩实征米麦数减少，劳动人民负担大为减轻；另一方面，由于清丈土地增加了田亩数，因而尽管亩均征粮数减少，但全省的田赋征收额却未下降，反而有所上升。在减轻农民负担的同时，增加封建国家的财政收入，此法于国于民皆有利。弘治十五年（1502年）四川田土107869.63顷，夏秋米麦1026672石；[39] 万历后期四川田土134827.67顷，夏秋米麦1028545石。[40] 万历后期田土、税粮数比弘治时均有所增加，但亩均征粮数下降。如成都县，据天启《成都府志》卷三《田赋》载，成都县田地113786亩，科粮9920.5石，可算出天启时成都县亩均征收8.72升，低于明初、中期的四川平均数，亦可推知低于该县在明初、中期的亩均征收额更甚。劳动人民的负担确有所减轻。
自明末至清初，基本遵循“一条鞭法”实行后的田赋征收政策，因此清初的征收也可反映出明末的一些情况。如华阳县，“自康熙六年奉文清查起至雍正七年征输止，上田每亩载粮1升3勺4抄，中田每亩载粮8合，下田每亩载粮6合3勺3抄，上地每亩载粮6合，中地每亩载粮4合，下地每亩载粮2合5勺。每粮一石征粮银1两1毫，征条银5钱1分9厘”。[41]
又据嘉庆《直隶绵州志》卷八《田赋》载，绵州“稻田每亩载粮8合3勺3抄，陆地每亩载粮2合5勺。每粮一石征粮银1两7钱，征条银9钱2分”，可知当时田地每亩载粮数大大低于一条鞭法实施前。
明代的田赋，正课之外，常有加派。加派始于武宗正德九年（1514年），即为建造乾清宫，加赋一百万两。[42] 明末加征的三种军费——“三饷”，即辽饷、剿饷、练饷，数额巨大，不仅将“一条鞭法”的改革成果否定，而且给人民带来沉重负担，而且驱赶大批劳动力投入战争，致使土地荒芜，经济衰退，阶级矛盾激化，最终导致了农民大起义的爆发。四川亦深受加派的侵扰。崇祯初年，彭县知县“以民间未纳鞭银为衙役工食，令自往索之。岁除，索甚急。民皆怨”[43] 。明末四川的阶级矛盾也十分尖锐。
五、余 论
四川在宋代便是重要的稻米产区，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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