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有的城市由于地理位置和其它原因，使城市的经济功能压倒了政治或军事功能。人口构成发生不同的变化，广州就是如此。广州城的确立无疑得力于它的政治地位。在清代，它是省城，又是府城，南海、番禺两县衙门和粤海关都设在此地，还驻有八旗重兵，派将军统驭，绿营有将军标左右前后四营、巡抚标左右二营和广州协左右二营，共八个营，城里和近城地区，政府公务人员和军弁一大批。可当时的广州主要是个工商贸易城市，特别自乾隆中期以后，全国的对外贸易集中于此，国内国外商贾及各色人役丛杂，在人口构成中，商人、船民船工、店员伙计、苦力等等，在数量上已占有主导位置[9]。
北方的天津，在明代原属拱卫京师的一个卫所，清代改卫设县，后来又是府治所在地，但因地处海河等“九河下游”，南北大运河经临此地，又濒临渤海，很快便成为商业转贩中心了。据道光二十六年（1846）《津门保甲图说》记载，当时城内户数9914户，与商业有关的铺户、负贩、盐商、船户就有5245户，占总数的53%。每年夏秋之间，海河两岸“帆樯络绎，水手如云”，居民中光靠搬运粮食为生者，就“不下数万人”[10]，在人口职业构成中，已与原先的军事重镇关系不大了。
除了前面说的传统政治、军事性原因兴起的城市外，清代还出现了一批纯粹因交通工商业发展而兴盛的城镇。在这些城镇中，工商和服务业便成了居民中的主角。地当“九省通衢”的汉口镇，就有“九分商贾一分民”的说法[11]。福建厦门的兴起，得力于海运业，清代四大海关之一的闽海关，便选该地为关址。除了大批船户、船工、使役外，与造船、修船有的土木金银铜铁诸工，亦率以万计[12]。江西景德镇的繁荣与瓷业生产密不可分，城市人口中几乎都与制瓷、卖瓷有关。嘉道时，“民窑二三百处”，“工匠人夫数十万，靡不借瓷资生”[13]。至于延绵十许里的市肆铺面，除罗列各种瓷器产品外，便是为外来工匠商贩提供服务的旅店、酒楼、茶肆等等。广东佛山镇，先以冶铁和陶瓷业闻名，随后又兴起丝织、印染等手工业，另外成药、造纸、爆竹、竹木藤器等行业也有一定发展。乾隆时，佛山人口20万，其中参与炒铁、铸铁、冶铁的工匠就不下三万至四万到四万至五万[14]。与佛山同属南海县的石湾镇，嘉道时，住户六至七千，“业陶者五六”[15]。在全体人口中，制陶、贩陶者占有绝对的优势。
市镇密集的太湖平原区，专业人口具有优势的例子就更多。江苏长洲县陆墓镇，“居民多造窑及织汗巾为业”；吴江县黄家溪市，“市民多业杼”；庉村市，“居民多铁工”；盛泽镇则以“绵绫为业”[16]。嘉定县新泾镇因近傍出产黄草，镇民们“织成凉鞋，行销远近”[17]。浙江桐乡县濮院镇，“机业十室而九”，从事丝绸织业，其产品号称“濮绸”，名闻四方[18]。类似这样的城镇在北方也有，山东博山县颜神镇，便因煤炭、陶瓷和琉璃业而得名[19]；陕西泾阳县城，人们“藉泾水以熟皮张”，“皮工齐集其间者不下万人”[20]，一跃而成为西北名城。
总之，不管因政治、军事因素兴起的城市，或因商贸、或因某一手工业发达而勃兴的专业性城镇，它们的人口职业构成，较之农村要丰富、复杂得多。首先，各级政府衙门都设于城市。另外，它们往往也是军队驻扎的中心。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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