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说来，在内地的多数省份，只要是百户以上的村寨，总会有一两家铺户，城镇当会更多。据有的学者对江西萍乡县有关市镇商铺的统计，除载录笼统（如仅记商民若干家等）不计外，八个市镇中共有居货殖者1180—1390家[49]，加上县城、村集等等，估计全县会超过一千五百家。从商业的角度看，萍乡在江西属于中等偏上的县份，而江西在全国又是个中等偏上的省份。在北方，有的学者对山东省的某些县份居民职业状况作了估测。在被统计的滋阳县688户中，从事商业的人家有二百三十三户，占33.9%。又如临清县的城市户口中商业人户约有近千家[50]。临清的商业活动在山东位居上乘，在沿运河城市中也称得上佼佼者。滋阳大概属于中等水平的县份，或中等稍稍偏上。不过据作者称，滋阳的统计不全，只相当于全县人户的三分之一，否则商业人户还要增加。一些全国著名的中心城市如北京、苏州、汉口、广州、天津等等，商号都超过千家。就连佛山、吴城（江西）等镇，也有“ 阛阓千家”之称。

比较起来，边疆地区的商业活动开展较晚，但也不是空白点，有的地方还相当活跃。北疆城市张家口，嘉庆末已有商号二百三十余家。内蒙古的绥远城，乾隆时，铺户四街八面，一等至六等共1530铺[51]。新疆的乌鲁木齐，因“屯田民人陆续前来，其贸易人等亦接踵而至”，及乾隆二十七年，已“开设市肆五百余间”[52]，而且势头还在不断增长。作为全疆政治、军事中心的伊犁地区，共建大小九城，其中仅绥定城内就“商民逾百家”[53]。南疆诸城，商贸一直发达，乾隆中期后，与内地交往增加，繁荣程度有增无减，以喀什噶尔为例，乾隆二十八年商民铺房、堆房二十八处，嘉庆十五年（1810）很快增至一百四十处；又如叶尔羌，亦由原商民十九名、铺面房四十间，增至一百八十余处[54]。关外东北地区，仅吉林、宁古塔及船厂等地，就有从直隶和晋豫等省流入的商贾、工匠、佣人等三四万不等[55]。按缩小估算，商贾人等起码有4000—5000人。道光三年（1823），科尔沁右翼中旗查出民户二百五十五户，铺店酒肆竟有十六家[56]，占总户数的6.3%。贵州省道光初曾有人作过调查，在外来人户中，贸易、手艺客户20400家。照此，贸易户至少近万家。[57]

有的学者依据清末的一些地方志，对15个省的44个州县工商人口比例作了大致统计，“一般都是商多于工，有的地方数量还相当悬殊”[58]。参照来看，如果我们把手工工人的人数定在五十至六十万上下，那么商户（包括小摊贩）可能会超过一百万。

地主绅士。绅士指有功名身份的人，张仲礼教授在《中国绅士》（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出版）一书中确认，在19世纪前半期，有各类绅士一百余万人，加上家庭成员可达五百五十万人。清代低层绅士中，也有出自“荷畚执锄”的农家子弟，但多数应是地主，即绅衿地主。至于没有功名的一般中小地主，人数大体与绅衿地主差不多。这样两者相加，便有千万人之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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