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丁吏役。仅以经制兵而言，清朝定额八旗兵二十万，绿营兵六十万，加上家口四百万。吏指在各级衙门办事的书吏，役即差役，在州县等地方衙门有皂（皂隶）、壮（民壮）、快（马快、步快）三班，另如仵作、禁卒、更夫、马夫、膳夫、轿伞夫、斗级、仓夫等，也归在役一类。按照规制，州县衙门设书吏七至八人至十五至十六人，实际上远远超出此数，常常少则几十人，多则上百人，甚至更多。役的人数一般是吏的两倍，且随着吏的人数膨胀，役的人数也在急速增加，除正役外，还有帮丁、“白役”之类。即以正役而言，就有百余人到几百人不等，把吏和役合在一起，按保守数算，假定每个州县平均一百人，一千五百个州县便是十五万人。州县以上还有二百多个府和直隶州、厅，各省省级督抚、两司衙门，河道、漕运诸衙门，以及中央的部院寺监衙门，也都设有吏役。据清光绪《会典》，中央各衙门书吏一千二百多人，省级衙门二千二百多人，府和直隶州三千多，合计约六千五百来人，实际比这要多得多，再加上相应的役，五万人并不为过。把州县的吏役和其它衙门的吏役人数加在一起，共约二十完，连同家口一百万。这里我们还没有把各级官员的长随、幕僚等等计算在内。

游民和各种待雇求食者。按照清代法律的界定，游民系制不农、不商、不工、不庸的游棍、地痞、无赖等等。实际内容远比这要广泛，归纳起来，大致有：闲游于地方的纨绔子弟和地痞、游丐、妓女、江湖卖艺者、习拳舞棍者、赌徒、犯罪捕逃之辈、占卜堪舆人、中间撮合人、包媒婆，此外还有从土地上排挤出来游荡逐食者、盐贩子、被裁散的军勇[59]。他们中既有社会的渣滓，更多的则是受生活煎熬而流落作歹的无奈者。游民不但人数众多，而且随着嘉道以后社会矛盾的加剧，急速地在扩展着。

由于资料极不完备，要确切地估算这些地层求食者的队伍是相当困难的。但只要稍微留心，就回发现，有关记载几乎比比皆是，特别是一些交通沿线和大中城市，聚集的人数动辄以万、十几万、几十万计。比如运河沿线的“江南徐、海、邳、宿，山东的郯（城）、兰（山）、滕、峄之民，随漕逐末及游手好闲、絻舟佣食者，累数十万”[60]；沿江西广信、南安到广东南雄、韶州，是贯通南北的重要通道，清朝政府指定闽、皖茶叶由粤海关出口，都是通过这条路运送的，“沿途船夫、挑夫藉此营生者不下数十万人”[61]；与江西入粤路线大体平行的湘粤线上，据说也有待雇挑夫“数以十万计”[62]。在广东，还有一种“借外来洋船以资生者”，“约计数十万”[63]。在城市，“辇毂之下”的北京城，“聚数十万游食之徒”，他们“昼则接踵摩肩，夜不知投归何所”[64]。“贸易之盛甲于天下”的苏州城，“五方杂处”，“商贾云集”，“晏会无时，戏馆、酒馆凡数十处，每日演剧，养活小民不下数完人”，还有“如寺院、戏馆、游船、青楼、蟋蟀、鹌鹑等局”，号称“穷人之大养济院”[65]；湖北汉口镇，“五方杂处，百艺俱全，人类不一”[66]，也是游民聚集之所；浙江省会杭州，“四方之民朝东暮西，如鸟之飞、鱼之游，流寓多于土著”[67]。四川巴县（今重庆市），地当长江和嘉陵江交汇处，“酒楼、茶舍与市闼铺房鳞次绣错”，“宵小奸宄时潜伏于城隅”，“千百成群，暮聚晓散”的待募水手，出没于“附郭沿江”地带[68]，也称得上是穷人的“养济院”。广东佛山镇，“四方商贾萃于斯，四方之贫民亦萃于斯”，其中“徒手就食者”占“什九也”[69]。人口密度不算很高的台湾府，嘉道之际的有游民25—57万[70]。如此等等，可举的例子还有很多，尤其是那些散处于村野聚落的“无业游民”，更是细小不胜枚举。据初步匡测，这样的人，在鸦片战争前夕，全国当有千万之数。

以上只是就我们所知，对清代人口的从业状况和大体人口数作出的粗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