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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江右商研究（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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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1:37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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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汪肩吾《昌江风土记》说：浮梁之民，“富则为商，巧则为工。……士与工商，皆出四方以就利。……其货之大者，摘叶为茗，伐楮为纸，坯土为器，自行就荆湖吴越间，为国家利。其余纺织布帛，负贩往来，盖其小者耳”[11]。他如北宋文学家曾巩之叔、南丰人曾叔卿，亦曾数往饶州景德镇贩运陶瓷，销往淮北[12]。元代“豫章”人汪大渊则多次乘商船往返于南洋各地，并写下了《岛夷志略》这一伟大著作[13]。迨至明清，江西商人无论从其人数、规模，还是活动范围来说，均超过历代。
毗邻而又地域辽阔的湖广，是江西商人的主要活动地区。《古今图书集成》叙述了武昌、汉口、汉阳的繁华：“五方杂处、商贾辐辏，俱以贸易为业，不事耕种。”[14]往来贸易者趾接踵、肩相摩，正是江西商人的聚集之处。用徐世溥的话说，江西商人到武汉，犹如跨门过庭[15]。盐、当、米、木材、药材、花布，在汉口称六大行业，皆有江西商号，尤其是药材业，几乎被江西清江商人垄断。濒临洞庭湖的岳州府，民户多以渔业为生，而“江湖渔利，亦惟江右人有”[16]。地处南北冲要的长沙、衡阳，商贾汇集，也“以江西人尤多”[17]。明代兴起的竟陵（今湖北天门县）皂角市，居住着大约三千人口，本地人仅为十之一，均从事耕作，而十之七来自江西，绝大部分是商贾之家[18]。地处湘黔边境的会同、洪江，鄂西的郧阳、锺祥，也有大量江西商人[19]。无怪乎明清时期湖广流行着“无江西人不成市埸”的民谚[20]。
[1] 唐龙《均田役疏》，《昭代经济言》卷三。
[2] 《明会典》卷二四、二五《户部·会计一、二》记载了洪武二十六年、弘治十五年、万历六年三次全国分区实征税粮数，洪武时江西略低于浙江，弘治、万历时则高于浙江。
[3] 丘濬《江右民迁荆湖议》，《明经世文编》卷七二。
[4] 海瑞《兴国八议》，《明经世文编》卷三０九。
[5] 丘濬《江右民迁荆湖议》，《明经世文编》卷七二。
[6] 张瀚《松窗梦语》卷四《商贾纪》。
[7] 王士性《广志绎》卷四《江南诸省》。
[8] 同治《吉安府志》卷二《风俗》。
[9] 艾南英《天佣子集》卷九《白城寺僧之滇黔募建观音阁疏》。
[10] 顾起元《客座赘语》卷六《谢小娥》；又见光绪《江西通志》卷一七一《列女》。
[11] 乾隆《浮梁县志》卷一《风俗》。
[12] 同治《建昌府志》卷八《善士》。
[13] 按：汪大渊元顺帝至正初曾两次“附舶”泛海印度洋，据现有文献所记载，就清中叶以前而论，其游历之广远，为中国第一人。而其所“附”之“舶”，或为江西瓷商的商船。参见《岛夷志略》
[14] 《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卷一一三0《汉阳府部·风俗考》。
[15] 徐世溥《榆溪集选·楚游诗序》。
[16] 《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卷一二二三《岳州府部·风俗考》。
[17] 《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卷一二一0《长沙府部·风俗考》、卷一一四九《衡州府部·风俗考》。
[18] 李维桢《大泌山房集》卷八七《刘处士墓志铭》。
[19] 《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卷一一六0《郧阳府部·风俗考》。
[20] 白眉初《中华民国省区大全·湖南省志》，引自傅衣凌《明代江西的工商业人口及其移动》。
地处西南人口稀少的云南、贵州、四川，是江西商人活动的又一主要地区。王士性在明神宗万历时为云南腾冲兵备道，就他估计，在云南居住的人口，多是江西人，特别是江西抚州人，开始以为他们只是在城市从事商业活动，后来发现，只要是有村落的地方，不管是汉人居住区，还是少数民族区，都有江西商人因而他得出这样的结论：“滇云地旷人稀，非江右商贾侨居之，则不成其地。”[1]抚州籍学者艾南英则说：其乡“富商大贾，皆在滇云”[2]。据《皇明条法事类》，明成化时，仅云南姚安军民府（今云南楚雄族自治州西部）就有江西安福县、浙江龙游县商人三五万人；临安府（今云南红河哈尼族族自治州及通海、华宁、新平、峨山等县）也有许多江西商贾[3]。在贵州的江西商人也接踵于道、同贾于市。《黔南职方纪略》说贵阳的商人，多为江西籍。回龙埸和双流泉，是清代兴起的水银生产基地，这里的汞商，也十之八九是江西、湖广人。镇远府（今贵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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