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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江右商研究（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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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1:37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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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科名难求、仕途艰进使人们视科举为畏途；另一方面，商品经济的冲击和诱惑却千百士子获得了“耻囿乡曲”的最佳途径。因而，当他们“不得志于时”，则“往往从事贸易以自适”[24]。
其三、继承祖、父业者。在众多的江西商人中，也有不少人出身商贾世家。他们大多自幼即随父兄习商，积累了一定的从商经验，至自持筹时，亦多能张大祖业。如临川邓理幼年随父行商川中，父殁，克承父业，家益饶[25]。会昌何绪，“善治生产，于其父业赢数十倍”[26]。新城邓兆馨，“（父）以服贾勤瘁起家，馨继父业，扩旧产数十倍”[27]。这些都是较为成功的例子。当然，也有子侄不善经理而致家业败耗者。如丰城郭锦，“父尝行贾吴越间，致饶裕，以赀授君（锦），使习贾”；郭锦“雅不喜贾，又不善权子母低昂”，致使乃翁苦心经营所获赀货耗羡殆尽。[28]
从江西商人的社会构成中可以看出，无论是弃农经商还是弃学经商者，大都为家境贫寒所迫，因此，借贷也成为江西商人最主要的资本来源。清人鲁仕骥即说，新城“为商贾者多假贷为生”[29]。实际上，靠“假贷为生”的远不止是新城商人，而是十分普遍的现象。前文所说的会昌曾文茂、吉水周松冈，都是靠借贷才得以经营的。再如临川戴衍，有戚某假其重赀，往广东经商。数年后本息合计达六千余金[30]。这是笔者所见到的江西商人中数额较大的一次借贷。又如，东乡王曙斗，有“戚某负其父千金不能偿，曙斗还以券”[31]。丰城熊作宾弃儒而贾，“累橐金盈亿，客次好扶植同侣。有刘某贷金千，折阅。复予之，刘卒获三倍利”[32]。崇仁谢廷思服贾蜀、楚、闽、广间，二十年中，资累钜万，“捐赀四千缗以贷商。约三岁，息千缗”[33]。
以上所列举均为本息逾千的大数额的借贷，但更多的则是数额在百十两间的借贷。如新城饶大俊因贾致富，曾贷给某布行“金数百”[34]。同邑邓兆龄贷给同乡黄某三百缗，“越岁，信杳。他日，遇之途，稔知为舟覆资倾状。复予以金。不数月，（黄）获利息而归”[35]。南昌万维佐“少贫读书，无以资馆谷。乃弃去，入市肆，从人假百金贸易”[36]。赣县郭廷佐向亲戚借得白银五十两，购货贸易[37]。这种规模的借贷在江西商人中仍属可观。更有甚者，如奉新岳正光，父母双亡，家贫，“至不能举火，乃弃举业，向笔肆贷笔十管，售钱数十文”，从此开始了他的经商生涯[38]。
[1] 王士性《广志绎》卷四《江南诸省》。
[2] 谢肇淛《五杂俎》卷四《地部二》。
[3] 同治《万年县志》卷七《善士》。
[4] 同治《广丰县志》卷八《孝友》。
[5] 同治《抚州府志》卷六三《孝友》。
[6] 同治《新城县志》卷十《孝友》。
[7] 道光《丰城县志》卷十四《孝友》。
[8] 同治《抚州府志》卷六四《孝友》。
[9] 道光《丰城县志》卷十四《孝友》。
[10] 崇祯《清江县志》卷一《风俗》。
[11] 同治《会昌县志》卷三一《艺文》。
[12] 同治《赣县志》卷三九《善士》。
[13] 胡直《衡庐精舍藏稿》卷二六《萧小峰处士墓志铭》。
[14] 光绪《清江香田聂氏重修族谱》上卷《大饮宾之宾伯父老大人传》。
[15] 同治《南昌府志》卷四八《国朝孝友》。
[16] 罗洪先《念庵集》卷十六《董岭周君松冈墓志铭》。
[17] 同治《吉安府志》卷三五《孝友》。
[18] 道光《丰城县志》卷十《孝友》。
[19] 同治《新城县志》卷十《善士》。
[20] 同治《新城县志》卷十《孝友》。
[21] 光绪《清江杨氏五修族谱》下卷《杨公伟明先生暨元配徐孺人墓表》。
[22] 同治《广信府志》卷九之五《孝友》。
[23] 魏礼《魏季子文集》卷七《孔昭文五十序》。
[24] 光绪《清江香田聂氏重修族谱》上卷《太学生聂安斋先生传》。
[25] 同治《临川县志》卷四六《善士》。
[26] 归有光《何长者传》，载同治《会昌县志》卷三一《艺文》。
[27] 同治《新城县志》卷十《善士》。
[28] 严嵩《铃山堂文集》卷三一《明故封翰林院检讨郭君墓志铭》。
[29] 鲁仕骥《山木居士外集》卷一《中田保甲图说》。
[30] 同治《临川县志》卷四六《善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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