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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江右商研究(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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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1:37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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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材”[25]。同治《南昌府志》说丰城县的商贾工技尤多,无论秦、蜀、齐、楚、闽、粤,视若比邻,浮海居夷、流落而忘归者十常四五[26]。王士性在万历时曾派人巡视缅甸,使者行程近万里,历时两个月,回报说只要有居民点,其头目往往就是江西抚州人,这些“抚人”又多为经商至此而定居的[27]。
[1] 王士性《广志绎》卷五《西南诸省》。 [2] 艾南英《天庸子集》卷九《白城寺僧之滇黔募建观音阁疏》。 [3] 《皇明条法事纂类》卷十二《云南按察司查究江西等处客人朶住地方生事例》。 [4] 罗绕典《黔南职方纪略》卷六《铜仁府》。 [5] 何柄棣《中国会馆史》第五章《会馆的地理分布》。 [6] 《皇明条法事类纂》卷二九《江西人不许往四川地方闪结夷人、讦告私债例》。 [7] 王世懋《闽部疏》。 [8] 何刚德《抚郡农产考》卷下。 [9] 冼宝干等《佛山忠义乡志》。 [10] 《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卷一三五七《高州府部·风俗考》。 [11] 《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卷一四三三《梧州府部·风俗考》。 [12] 《明英宗实录》卷五,宣德十年五月丙申。 [13] 陈全之《蓬窗日录》。 [14] 《明英宗实录》卷一八四,正统十四年十月辛亥。 [15] 《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卷一一五《宣化府部》、卷二七八《登州府部》。 [16] 严如煜《三省边防备览》卷十一,引自傅衣凌《明代江西的工商业人口及其移动》。 [17] 张瀚《松窗梦语》卷四《百工纪》。 [18] 吕作燮《试论明清时期会馆的性质和作用》,载《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论文集》。 [19] 万历《扬州府志》卷一《风俗》。 [20] 冯梦龙《醒世恒言》卷二十《张廷秀逃生救父》。 [21] 《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卷一0一三《衢州府部·风俗考》。 [22] 同治《玉山县志》卷八《善士》。 [23] 同治《南丰县志》卷四二《艺文》 [24] 《明太宗实录》卷一一五,永乐九年四月癸巳。 [25] 陈洪谟《继世余闻》卷三。 [26] 同治《南昌府志》卷二《风俗》。 [27] 王士性《广志绎》卷四《江南诸省》:“余备兵澜沧,视云南全省,抚人居什之五六,初犹以为商贩止城市也。既而察之,土府、土州,凡僰猡不能自致于有司者,乡村间徵输里役,无非抚人为之矣。然犹以为内地也。及遣人抚缅,取其途经酋长姓名回,自永昌以至缅莽,地经万里、行阅两月,虽异域怪族,但有一聚落,其酋长头目无非抚人为之矣。” 二、江右商的社会构成与资金来源 前引张瀚《松窗梦语》说江西“地产窄而生齿繁,人无积聚,质俭勤苦而多贫”。王士性也说江西之民“身不有技则口不糊,足不出外则技不售”。又说: 江右俗力本务啬,其性习勤俭而安简朴。盖为齿繁土瘠,其人皆有愁苦之思焉。又其俗善积蓄,技业人归,计妻孥几口之家,岁用谷粟几多,解橐中装籴入之,必取足费,家无囷廪,则床头瓶罂无非菽粟者,余则以治缝浣、了征输,绝不作鲜衣怒马、燕宴戏剧之用。即囊无资斧者,且暂逋亲邻,计足糊家人口,则十余日又告行矣。[1] 谢肇淛《五杂俎》则将江西商人和徽州商人进行了比较,结论是:“天下推纤啬者,必推新安与江右。然新安多富,而江右多贫者。”[2] 无论是张瀚、王士性,还是谢肇淛,对江西商人的记述都充满着敬意。从他们的记述中,可以看出江西商人在当时所具有的重要地位及影响,但同时也揭示了江西工商人口的一个基本特征:资本微薄、出身贫苦。这一基本特征及其他因素一道,决定了明清江西商人及其活动的几个明显特点:人数众、资金少、活动地区广、经营行业多、渗透力极强但竞争力较弱。 在中国古代社会,虽然人人都离不开“利”,甚至人人都在逐利,但官方所宣扬和提倡的,却仍然是“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所以官书正史对“趋末逐利”的商人事迹基本上不予记载,商人的事迹大都只能从地方史志及家传谱牒中寻觅。但即使从这些有限的资料中,也可以看出江西商人的主要社会构成。 其一、弃农经商者。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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