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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江右商研究(上)

时间:2009-7-24 13:51:37  来源:不详

笔者在有关资料中所见到的1 500余名明清江西商人中,有60%以上是家境贫寒的农家子弟,他们因困于生计的艰窘而弃农经商。
在这一类商人中,有的因父母早殁,家贫无以为生而负贩营谋者。如万年方之泽,父母死后,家无宿食,又“不受人怜”,乃奋而治生,后竟为万年首富[3]。广丰周维新,“三岁失怙,母又他适,赤贫无依,遂寄食于姊婿家”,成年后,独立外出营商,致“薄有资财”[4]。有的则是因家贫而自觉承担起养家活口责任的。如崇仁聂瓘,父母俱盲,家无蓄储,于是“负煤炭鬻市,资为养度”[5]。新城涂竑,“幼失恃,鞠于祖母邓,长,以大母垂白在堂,父且老,无担石储,遂服贾以谋甘旨”[6]。还有的则因家贫受父母之命、妻子之劝而外出经商的。如丰城徐文豹,“父早殁,以家无恒产,母命贩湘楚”[7]。金溪徐廷辉,父早殁,“家日窘,年十七,孀母刘命商于黔”[8]。清江县则“穷家子自十岁以上即驱之出,虽老不休”[9]。
这些贫家子弟,一般均从小就进行各种劳动锻炼,故稍长即能独谋生理。如丰城熊登轨幼孤家贫,始则与其兄“卖薪养母”,长则“负贩入蜀”[10]。始之卖薪,实为稍长之远涉负贩作了准备。
清人王骥记载了会昌县一位小商人的从商经过:曾汉茂兄弟六人,汉茂居长,初以农作为业,养家活口。旋因食指日繁,家给日窘。欲外出谋生,又恐母老无侍,终日以家事为忧,不得要领。“忽一夜,梦神告曰:‘尔如此辛苦养亲,何不取至近之地,谋一生理,则可以养亲,兼可获利。’公(汉茂)醒而异之,信神明之示以生路。爰向邻人借贷钱本,做豆生意,朝夕往来村圩间,得时与母相见,而仰事之资更充然有余。越数年,家业渐起,……称小康焉。”[11]所谓“神告”云云,确否有其事毋需考究,重要的是这则材料典型地反映了江西商人在眷念父母与外出治家二者选择上的矛盾心态:一方面由于家境窘迫,不能不“思谋一生理”;另一方面,“父母在不远游”的观念以及母亲年迈需人赡养的现实,又使他们顾虑重重、裹足不前。欲打破传统观念的束缚,非但要有胆识和勇气、要承担自己良心上以及社会舆论的压力,又要解决实际问题。此时,或者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想,或者是干脆寻找一个解决心理平衡的办法——假托“神明”的指点启示。
其二、弃儒经商者。这部分人的从商原因也有几种情况。
一是因为家贫无力业儒,改而从商。他们有的是自己主动弃学经商,承担起养家活口的责任,有的则因家人劝说,不得已而为之。如赣县兰玉田,“幼明敏好学,年十八,失怙,以母老家贫,弃儒业贾”[12]。泰和萧朝赏,“始尝戮力举子业,既脱颖,足进取,寻以家累弃之”,出而治生[13]。清江聂如高,“自幼就傅受业,鸡鸣励志。稍长,穿贯经史,骥足期腾。无如家务窘迫,实难专诵于诗史,身处坎坷,乃思行商于井,由是术效技轩,踪追思邈,遨游萍邑”;其后又“通商楚南,持筹诸药,立号‘万’”,“不数年,利赀颇厚”,成了著名的药商[14]。南昌危迪哲,幼业儒,“学业益富,念父老,家无夙储,毅然服贾为养,来往南北”。同邑胡民佑,“幼业儒,母患目疾蔽明,胃气常痛,求神延医,几无虚日。后又值岁歉,父命废读,不得已远涉(四川)夔城,辛苦营谋,按月支俸,寄钱归养”[15]。
更为典型的例子是吉水人周松冈。松冈“总角失怙,与兄业儒,弟才数岁,母寡居,力不给”,乃“自计曰:‘使予而儒,母氏劬劬;使予而商,身劬母康,吾何择哉!’遂弃儒,独力走楚之汉川,贷人子母钱,居奇化滞。久之,诸用渐舒,兄、弟卒业儒,弟、妹婚嫁咸有倚。”[16] “使予而儒,母氏劬劬;使予而商,身劬母康。”这句由著名学者罗洪先总结出来的金玉良言,为千百万寒士指出了一条谋生之路。
二是世代业儒,苦于久无中式显露者,家道日落,祖、父辈又拘于“耻为末”、“讳言利”的信条,放不下业儒的架子,或者也无从事生计的能力,于是让子孙辈弃儒经商。如安福刘礼教,“家故贫,父以显、兄礼端,守一经饔餮不给。礼教年十三,为佣以资薪水,后服贾于楚”[17]。丰城李钟喆,性介洁,一心于举业,“衣食缺,不假贷以挠其操”,更不愿以士入贾而坏“名节”,故坐守穷困。总算并非太过迂腐,乃命“二子贾于楚”,因而致富,孙辈得竟举业,钟喆自己则因次孙鹍化显贵而赠文林郎[18]。再如新城陈以汧,“困诸生三十年,贫甚”,终命其子世爵习贾,“贸迁于吴楚闽越燕齐赵魏间”,积赀巨万[19]。同邑邓洪道亦困于诸生,家事清贫,遂命子世侃外出,“以服贾起家”[20]。
三是科场偃蹇,遂主动弃而为商。如清江杨之陵,“幼习举子业,惜数奇而屡踬,爰迹湖海,仿陶朱公谋略,自是而家有起色”[21]。贵溪项林皋,“中年废学,以服贾游吴越荆襄间”[22]。新城孔昭文,“少读父书,长游太学,耻囿乡曲也,往往挟赀走燕、楚、吴、越之疆”[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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