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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江右商研究（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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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1:37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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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同治《抚州府志》卷六七《善士》。
[32] 道光《丰城县志》卷十七《善士》。
[33] 同治《抚州府志》卷六八《善士》。
[34] 同治《建昌府志》卷八《善士》。
[35] 同治《新城县志》卷十《善士》。
[36] 同治《南昌府志》卷四八《国朝孝友》。
[37] 同治《赣州府志》卷五六《善行》。
[38] 同治《南昌府志》卷四八《国朝孝友》。
明清时期江西商人借贷的一般情况是：
借贷主要在同乡、邻里特别是亲友间进行。上文的所谓“戚某”，即指某亲戚。一般的家族有“公置产业”，储备“生息资”，专门贷予族内子弟，利息则用于修葺祖茔宗祠，兴办族塾，撰修族谱等。如瑞金县“每姓必建立祠堂，以安先祖。每祠必公置产业，以供祭祀，名曰‘公堂’，其公堂，合族公举一、二人司其出入，四时祭祀外，有赢余则惠及族之鳏寡孤独，量给养赡，子姓有登科甲入乡校者，给与花红赴试，助以资斧，略仿范文正（仲淹）公义田之意”[1]。南昌刘起教家“本巨族，族有生息资，为建支祖祠计”[2]。个别的还有以地方官府为称贷对象的。如德化郑报谷弃儒业贾后，“独力借公款钱三百缗”，开通县城西市集[3]。
借贷双方，一般立有文契，讲求贷还信誉。还贷结息时，须交验双方文契。如有逾期违契拖欠者，则可告官追缴。如万安戴承霖“自蜀扶父榇归，过武昌，闻故友杨越芳负商银数百两，官追严急，即倾父遗财代还”[4]。关于江西商人借贷活动的法律保护问题，《皇明条法事类纂》有一则材料颇为典型：
天顺二年，刑部奏准：今后江西客人在湖广等处买卖生理，有因负久钱债等情应许告理者，止于所在官司陈告，即与准理。若不候归结，辄便赴上司及来京诉告者，一体依律问罪。重则照依见行所告词讼，不问虚实，俱各立案不行。……若有倚势刁泼，添捏重情，并不干己事，募越赴京奏告，一体依律问罪，断发原籍当差。所告情词，不问虚实，俱各照立案不行。[5]
这则材料一方面说明了借贷违契者可以被原主告官追究，另一方面也说明，江西商人的借贷活动缺乏足够的法律保护，总之，从上述材料中我们可以看出借贷活动的经常化和法律化的事实。
除高利贷外，借贷年息一般不超过百分之十，贷息较轻。如前述崇仁谢廷思贷某商银四千缗，三年后，计息千缗，利率还不足百分之九。
除借贷外，江西商人的资本来源还有以下几种情况：
一、佣工于大户富室，积累资金。这类商人开始也是困于家计、不得不佣工于富家大户的农民，但稍获微赀，即转而自谋生理。如金溪邱绍庭家素贫，佣力富家，后竟得以“开炭店于浙之常山”[6]。乐安龚滨七，初“佣工郡城茶肆”，积有余财，即“鬻府营生”，后更往来抚郡贸易[7]。金溪李先诚，幼佣工于同邑周进士家伴读，稍长辞去，贾于陕西汉中、西安等地[8]。同邑黄应龙，“书券佣身于富室”，弟应凤乃得远客滇黔[9]。
二、以力田积累资金，继而转化为商业资本。这类情况中，不仅包括众多的经营性地主，也有不少善于经营的农民。他们有的获“千金、数百金之产，辄张一肆以逐什一之利”[10]。有的则稍有积累，即从事商业。如会昌萧敏纪种植，稍得余赀，即贸易蜀中，“自是资渐饶”[11]。瑞昌陈秀元初力田，“一切家事，经纪有方，日渐丰厚”，由是贸易陕西，“腰缠万贯”[12]。清江杨余盛弃举业后，与兄泰臣、弟体臣业农，经营日用，并“勤苦市廛，稍得赢余”，乃从事长途贩运，其后人修撰家族，其尽赞美之词：“遨游三楚间，逆赤壁之雄风，吊江上之丈人，气概所感，几于蒸云梦而撼岳阳，间或沂江而下，过彭蠡，登匡阜，又往往从襟江带湖中得力争上游之势，以故胸次开拓，人弃我取，有古鸱夷子皮风”，“家道渐隆起”[13]。
三、将教书授徒所得，用于商业活动。如南城单章，“少读书，设教乡里，家给耗繁，计非寸管所克支，遂以上舍生涉贾”，“累金万镒”[14]。临川李宜民，“幼孤露，依外氏。长，学贾楚中，不利，之桂林，佣书自给。积有余赀，偕五人往（广西）太平土司贩”，后来成为著名的盐商[15]。再如新建夏德润，孤而佣书，“将所积馆谷金遥寄堂叔之在豫省”，从事贸易[16]。湖口蔡潮，不屑俗事，专意授徒，却以所入予其兄经纪，贩卖致富[17]。金溪李应科，在家设教授徒，命弟经营于外，“数亏负，岁寄馆谷资之”[18]。夏德润等虽然并非自己经商，但他们授徒佣书所得转化为商业资本却是确定无疑。
四、以“小买卖而至大开张”[19]。这是江西商人资本来源的又一个显著特点。明清时期江西地区的商业活动，很大程度上以当时较为发达的商品经济为依托，主要表现为农副产品的商品化。因而，粮食、油料、竹木，乃至农产品、手工业品、土特产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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