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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江右商研究（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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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1:37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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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北部），松桃庭（今贵州松桃苗族自治县）等地，江西商人也甚多[4]。由荆湖溯江而上，四川的夔州、重庆、叙州诸府，乃至岷江上游的松潘，涪江上游的梓潼，均有江西商人活动的记载。在有文字记载的四川省一百零一州县及成都、重庆二府的外省商人会馆，江西会馆多达二百余处，居各省首位。既有以“万寿宫”、“真君宫”、“许真君宫”、“轩辕宫”为名的全省会馆，也有以“文公祠”、“五侯祠”(以上吉安府)、“洪都祠”、“豫章公馆”(以上南昌府)、“晏公庙”、“萧公庙”、“仁寿宫”、“临江公所”(以上临江府)、“昭武公所”(抚州府)为名的各府会馆。还有各县的商人会馆，如安福会馆、泰和会馆(观音阁)等[5]。明宪宗成化十年，刑部因大批江西商人携带绢布、火药等物涌入四川少数民族地区交易铜铁、聚众开矿，要求明令禁止[6]。
福建、两广，也遍布江西商人的足迹。明代学者王世懋发现福建建阳、邵武、长汀等地居民的口音与江西口音相似，一经询问，原来这里有大量江西商人的活动与入籍[7]。以盛产武夷茶著称的建宁府为例，茶农茶商几乎都是江西人，每年早春二月，总有数十万江西人来到这里，筐盈于山，担接于道[8]。广东潮、惠等地棉纺业所需棉花，有一半左右靠江西商人从饶州、南昌等府运来，吉安布商有在广州、佛山等地设立“粤庄”者[9]，连州、高州等地还有不少关于江西商人施放子母钱的记载[10]。广西桂林、柳州、浔州、太平、镇安等处，江西盐商、木材商、药材商活动频繁。尤其是梧州，居左右江汇合之要，百货往来，帆樯林立，其繁荣程度在清前期几乎与汉口、湘潭相埒，江西商人在这里所开商号有百十家[11]。
地处中原的河南及北方各省，同样遍布江西商人的足迹。早在明宣德十年，河南南阳知县李桓圭上书明廷，说该地有许多江西商人，放贷生息，累起词讼，要求申明禁约[12]。天顺、成化时的大学士李贤，也说他家乡邓州四方商人云集，“西江（即江西）来者尤众”[13]。英宗正统十四年，河南布政使年富甚至要求政府尽驱在当地的江西移民，尤其是江西商人[14]。河间府的瓷商、漆商，宣化、登州等地的书商、巾帽商等，也“皆自江西来”[15]。陕南山区，历来是流民汇集之处，清陕西按察使严如煜说这里土著居民不到分之一二，其余的皆来自湖广、广东、安徽、江西，而江西流民则多从事工商业活动[16]。
北京是明清时期全国的政治经济中心，张瀚《松窗梦语》说：“今天下财货聚于京师，而半产于东南，故百工技艺之人亦多出于东南，江右为夥，浙（江）、（南）直次之，闽粤又次之。”[17]据统计，明代各地在北京的会馆见于文献者有41所，其中江西有14所，占34％，居各省之首。清光绪时，北京有会馆387所，江西为51所，占12％，比重虽少于明朝，但仍居各省之首，比当时势力最大的山西会馆（45所）还多[18]。虽然对于这些会馆的性质迄今仍有争议，但其中相当数量为商人所建或士商合资共建则勿毋置疑。于此可见江西商人在京的地位。
南直（今江苏、安徽）、浙江，是明清时期商品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明代徽商在这里有相当大的势力，清中叶又相继有宁（波）绍（兴）帮崛起，但江西商人也十分活跃。扬州隋唐以来为江淮百货的集散地，商贾接踵摩肩，据万历《扬州府志》，在扬州的各地商人，以徽商最盛，其次则是陕商、晋商和江右商[19]。江北的眙盱、泗州，江南的南京、苏州、松江及浙江的杭、衢、婺、处诸府，也均有江西商人列铺坐卖，或辗转贩运。冯梦龙《醒世恒言》说江西进贤人张权在苏州开木作[20]，虽属小说家言，却反映出江西在苏州从事工商业者大有其人。大别山区盛产药材，成为江西清江药商的重要采购点。浙江山区多产蓝靛、宁麻、纸张，江西商人亦深入山区采购[21]。
极边如辽东、甘肃、西藏乃至徼外异域，江西商人也携货往返，乃至娶妻生子、至死不归。玉山县商人张良舒，长年在辽阳经商，积资甚富。同乡商人多在此有外室，并有人将佳丽介绍给良舒[22]。可见当地江西商人不在少数。南丰县商人夏某曾多次出入西藏，往返贸易，最后病死于藏东旅次，竟然被他儿子打听到下落，扶柩而归[23]。可见这条商道也是江西商人的熟路。景德镇瓷商则往往远涉重洋，出海贸易。明成祖永乐时，有“饶州人”程复以琉球国中山王长史的身份与明朝使者接触。据史料记载，程复是明初经商至该地定居的，很可能是景德镇瓷商[24]。嘉靖时，明廷命“浮梁客”汪宏等人随外商船只出海采买香料，这汪宏等人也应该是经常出海贸易的茶商或瓷商。南城、万安等处商人萧明举等经商至满剌加(今马来西亚马六甲州)，到武宗正德时，以该国通事的身份到北京公干，但不改旧习，“私(购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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