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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期的山东盐业生产状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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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1:38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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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元旧制，所以优恤灶户者甚厚，给草场以供樵采，堪耕者许开垦，仍免其杂役，又给工本米，引一石。”但随着盐业经济的发展，官方控制过死、灶户作业不自由的盐业体制弊端就充分显示出来，时而食盐积压，时而无盐可收。于是官方逐渐减少了实物盐的征收量，采用盐课折色或折银的办法来向灶户收取盐课。据《明会典》卷三十二《户部一九·盐法一》记载，宣德五年(1430年)朝廷题准对“山东信阳等场盐课，每二大引折阔白棉布一匹”，这在全国各大盐场中首开盐课折色之例；正统年间，盐课折色又扩大到官台等盐场；弘治年间，朝廷开始对涛雒、富国、高家港三盐场的盐课改折银两，“每一大引，折征银一钱五分”；正德三年(1508年)，折银范围又扩大到西由、信阳、登宁、行村、海沧、固堤、官台等八场。以银两代替实物盐的征课形式弱化了官方对制盐业的控制力度，增大了灶户对盐产品的支配权力，松动了食盐交易的禁锢枷锁，这就为以后民营制盐业的兴起提供了机会。
虽然盐课折银的征收手段活跃了沿海地区的商品经济，在某种意义上说有利于制盐业的发展，但是在商业贸易并不发达的山东沿海地区，这种折银的形式有时也会难为盐产品卖不出去的灶户。雍正《山东通志》卷三十五之十二《艺文》所载明人甘一骥《盐河议》曾指出：“成化以后，海沧等……十一场灶丁改征折银，每引七分五厘，共征六千余两。舍其所产，征其所乏，而灶丁渐累渐逃，愈逃愈累，无复更生之望。”
有明一代，由于灶户负担过重，逃亡现象便时有发生，这种现象在正统年间尤为严重。如《明英宗实录》卷一○二正统八年三月乙丑条记载：“户部奏：山东石河场盐课司逃亡灶户三百八十三户，遗下盐拆布一千三百二匹有余。高家港场盐课司逃亡灶户三百七十九户，遗下盐课三千五十六引有余。其见在灶户岁有课额，又当有司杂差，又令代纲逃户布课，比又蝗涝，人实不堪”。同书卷一○六正统八年七月乙亥条记载：“山东永利场盐课司奏：灶户因蝗旱灾伤，赋役烦重，挈家逃移”。又卷一三○正统十年七月己酉条记载，因灶户逃移，盐课积欠，朝廷不得不“免山东富国等场盐课司逃亡灶户盐五万二千二百六引”。灶户逃亡与盐课摊派，给盐业生产带来负面影响，因而明中叶以后，官方拿出了一些改革方案，或改额盐为折银，或余盐开禁，或优商贩运，或给灶户增加私有财产，其基本意图都是为了保持盐业生产的稳定。
明朝嘉靖以后，山东沿海私自制盐及贩盐者增多，形成一股不容小觑的力量。据明人黄祯记述：“东方之患，盐人盗水，矿人盗山”，“盐之于人，譬水火也。官盐之法，害于私贩，民嗛其情，是故贩者假水火以剽窃，人所谓潢池之盗也。”当时，私自制盐及贩盐者来自四面八方，“或曰，盐徒者，东西南北人也，其散若飚，其合若乌，劻劻勷勷，出没无常，不为之所”①，他们与官府周旋，自取盐利，活跃在海滨地带。这些制盐及贩盐者游离于官营体制之外，给民营盐业的发展造成了有利氛围。
明代盐法实行开中政策，“召商输粮而与之盐，谓之开中”②。但山东沿海交通不便，商销者少，食盐积压现象严重，《明孝宗实录》卷一五六弘治十二年十一月甲申条曾记载：“山东运司盐课存积岁久，走卤消折，而涛雒等三场盐皆苦黑，商人不愿中纳。”为了解决食盐运输问题，有关方面一再考虑水运途径。明朝初年，凡是通向盐场的河道都得到开发利用。甘一骥《盐河议》记述：“国初，山东盐河有东、北二大支。其北一支属泺口、蒲台二批验所。为大清河，泺口上流自东平坎河口、东阿、平阴、长清、齐河而东入泺口，下流经齐东、蒲台、滨州、沾化、利津人海，以通宁海、永阜、丰国、永利、利国、富民、丰民、王家冈等场，运盐出入八场，过蒲台、泺口二关而达运河。”又“其东一支属乐安批验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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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光绪十二年《日照县志》卷十《艺文》，黄祯《巨峰寨记》。
②《明史》卷八十《食货志四》，中华书局1974年标点本。
为小清河”。又“登莱等府，寿光、日照等县，各有支河人海，此盐河南一支属乐安批验所而通海沧、高家港十一场之盐利者也。”①河道的开发利用，的确方便了盐产品的外运。然而由于自然原因，成化以后，山东东部的河流大部分干涸，水运被迫停止，食盐运输受到阻碍。甘一骥又说：“成化以后，海沧等十一场支河干涸，商旅不行，……乐安批验所裁革，而盐河南一支故道遂日就湮没，无复可寻矣。……顾十一场水利湮废，灶盐不售，所谓呴湿濡沫，乌在其能苏也。”当时，“灶河仅存者北一支大清河耳”，但也只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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