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张骞开通西域以后，中国人对于西方的地理，渐渐有一点明确的知识。西方的苜蓿、蒲桃也传人中国。当时张骞足迹约及中亚一带，后来甘英也只到波斯湾而返。吴时大秦商人秦伦来到中国，但是中国人的足迹有没有到过大秦，在文献上却无可考了。法显、玄奘诸人游踪都不过现今中亚西亚和爪哇一带。到了唐代，大食势盛，东西两大帝国势力接触。于是中国商舶常常发见于波斯湾一带，中国工匠也已到了大食。如杜环所纪京兆人樊淑、刘讹，河东人朱醱、吕礼，就是一例。可是当时足迹及于大食，所有纪述如今尚可看见的不过残阙的杜环《经行记》所记，寥寥几则而已。

    中国和西方的交通，唐以前大都是陆上为多，六朝时候，海上交通方始萌芽，唐宋以后，才大盛起来。但是那时候中国人在海上的足迹，西边大约只到阿拉伯，南边不过爪哇。元代虽曾一时间中西交通大盛，陆上东西往来可以无阻，海上如马哥孛罗(Marcopolo)返国也是从中国乘海船历经印度、波斯一带，然后从忽鲁谟斯上陆回国。但是要讲中国人对于亚洲西南一带地理知识的广博和明确，所传的材料之多而可靠，那就只有明朝郑和下西洋的一举了。还有以前所有、的材料如赵汝适《诸番志》之类，大都得诸传闻。而郑和下西洋一役，费信、马欢各以亲历所至纪述一万余言。(巩珍所著《西洋番国志》也是纪述亲历，原书未见。参看下第二节论资料)这是前所未有的盛事。

    明成祖想耀威异域，于是打发郑和去下西洋，自永乐三年至宣德八年，前后七次。成祖这种政略，只算是继承太祖的遗绪。太祖有鉴于元代征伐日本之失败，知道中国将来在海上一定要有番举动；所以在钟山设桐园、漆园，植树数千万株，以备将来造船之用；立四夷馆，养成通译人才；太学中收受外国学生⑵，以华化外国人。洪武时在陆路方面有傅安诸人，留西域至十三年始返；在海道方面，曾屡次派赵逑、张敬之、沈秩、刘叔勉诸人使三佛齐、勃泥、西洋琐里等国。成祖即位，距洪武开国已三十余年，休养生息，国势强盛，于是才有郑和下西洋之举，大规模地进行。单就宝船一项而言：大船长达四十四丈，阔达十八丈，中船之长也有二十七丈，阔十五丈，就在近代，这种大船也就少见。所以黄省曾说郑和下番“维绡挂席，祭天而行”，顾起元说：“此一役视汉之张骞、常惠等凿空西域尤为险远。”就是航海方法，也有很明确的记载。茅元仪《武备志》卷二百四十有郑和下西洋的舆图，后面附有《宝船牵星过洋图》，可见当时航海于知用罗盘而外，且借助于天文学；后来又绘有详细的海图。这种规模，都是以前所未有的。

    郑和自永乐三年至宣德八年，前后七下西洋。每次来往和所到国家，我另外作有《三宝太监下西洋年表》，此处不赘。德国人夏德(Fred－ erick Hirth)在《通报》(T’oung pao)上曾译注过《星槎胜览》和《瀛涯胜览》，于两书所记诸国，俱有考证，指明现在什么地方。梁任公《饮冰室文集》卷四十一有一篇《祖国大航海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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