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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宋东南沿海地区海洋发展路向论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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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1:48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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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点意义十分重大。因为这从根本上改变了战国秦汉以来我国经济一直以黄河流域为重心的经济格局；同时经济重心区域由于向东南方向移动，而更加靠近拥有优良海港的沿海地区，为封闭型的自然经济向开放型的商品经济过渡提供了某种历史机遇。
如果说经济重心的南移，是从空间范围来把握唐宋之际经济格局的重大变化；那么宋代东南沿海地区开放型市场经济的崛起，则是汉唐以来农业经济内部真正带有路标性意义的重大变化。这个变化肇始于中唐即8世纪中叶。在我看来，秦汉“第一帝国”和隋唐“第二帝国”，都是以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为立国基础的大陆帝国，不仅经济重心位于司马迁所说的“三河”，（《史记.货殖列传》）亦即黄河中下游地区；而且政治中心亦在长安和洛阳这两点间摆动；汉唐间历时千年的“丝绸之路”更是向着西面的中亚和西亚延伸。除东晋法显在5世纪初搭乘“蕃船”（印度船或南洋船）由狮子国回航本土；7世纪初隋炀帝派朱宽“入海访求异俗”而达流求（今台湾）（《隋书·流求国传》；《隋书·陈梭传》）等少数特例外，汉唐社会在千余年间基本上与海洋无涉，其间发生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历史活动，基本上是以内陆为中心的。可以说，宋代以前的历代王朝，都是头枕三河、面向西北的内陆国家。
但是，就地理位置而言，位于欧亚大陆东南部的古代中国却并非一个内陆国家。其领土，于西北方面固然不断向亚洲腹地延伸，自汉唐以迄蒙元无不如是；然于东南方向自秦汉以来却一直濒临浩瀚的太平洋，拥有曲折漫长的海岸线和众多岛屿。因此就地理位置而言，中国其实是个海陆型国家。只是由于中唐以前的历代王朝以农业立国，为了防御匈奴、突厥等周边游牧民族而向西北延伸自己的势力范围；加之受当时技术水平所限，海上交通未臻发达，故取头枕三河、面朝西北的姿态运行在大陆帝国的轨迹上，自然给人以内陆国家的印象。
自中唐以降，我国开始由内陆型国家向海陆型国家转变。其标识是唐玄宗开元初年（713～714年）在广州和安南（今越南北部）始设市舶使，派遣中央官员赴广州等地处理与来华贸易的蕃舶外商相关的具体事务。据宁志新的研究，当时安南市舶使系临时设置性质，只广州市舶使是经常设置的，常以“中使”即宦官充任，其性质只是中央派出的督察官而已，专责监督地方官向宫廷进奉海外珍品。既无固定的办公场所（“不恒其所”），又不立帐籍（“素无簿书”）[2]，虽说简陋至极，但众所公认的领先于当时世界的宋元海外贸易，却是从此起步的。换言之，中唐市舶使的设置，预示着中原王朝即将扭过头来，从面向西北大陆转而面向东南海洋。
自晚唐以迄宋元，广州、明州（今宁波）、杭州、泉州等大型海港相继兴起，东南沿海（即长江三角洲含杭州湾、福建沿海和广州所在的珠江三角洲）地区以发达的农业、手工业和商品经济为后盾，表现出向海洋发展的强烈倾向。特别是宋室南渡，定都杭州湾的临安府之后，为形势所逼，南宋朝廷依赖外贸、面向海洋的倾向表现得更为明显，“刺桐港”即今泉州正是在此时成为世界第一大港（注：李东华《宋元时代泉州海外交通的盛况》一文从泉州人口有五十万众，城区不断扩大和外商聚居泉州城南三个方面描绘出泉州盛况。文载《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第一集），中央研究院三民主义研究所（台北），1984年版，第22～24页。）。在迅猛发展的海外贸易的拉动之下，至少在东南沿海地区，以生产交换价值为己任的商品经济（此与以生产使用价值为主的自然经济有着本质的区别）——包括商品性农业和手工业经济在内——日趋繁荣，以分工和专业化生产为基础的市场机制在经济生活中发挥出越来越大的作用，这与汉唐农业社会形成鲜明对照。
因此我们要放宽历史的视野。从纵向看，汉唐时期的大陆帝国倾向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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