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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宋东南沿海地区海洋发展路向论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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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1:48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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漳、潮、雷（今广东海康县）、琼（今海南海口）这10来个城市，也有外贸活动的存在（注：《太平寰宇记》，北宋乐史撰，成书于太宗雍熙末至端拱初（987～988年）。《舆地纪胜》，南宋王象之撰，成书于理宗嘉定末至宝庆末年（1224～1227年）。两书是两宋时期最为重要的地理总志，而后书则大量征引前书，有明显的继承关系。）。此外，设于广西沿海钦州的博易场也有管理与交阯贸易的职能，“凡交阯生生之具，悉仰于钦，舟楫往来不绝也。……其国富商来博易者，必自其边永安州移牒于钦，谓之小纲。其国遣使来钦，因以博易，谓之大纲”。（周去非《岭外代答》卷5《财计门》“钦州博易场”条）海南琼州辖下的琼山、澄迈、临乡、文昌、乐会5县，也有市舶之设，当地驻军以市舶税入为经费来源（注：赵汝适：《诸蕃志》卷13，“海南”条载，“（海南）俗以贸易为业”。“（琼州）属邑五，……皆有市舶，……”。）。这样，北起淮南东海，中经杭州湾和福建福漳泉金三角，南到广州湾和琼州海峡的南宋海岸线上，与外洋通航的外贸港口，至少有20来个之多。这样一种景象不仅唐代未曾见过，就是明清亦未能再现。
由于海运的开通，就连江浙、福建、岭南之间的物质交流也已打破陆路阻隔，改由海上交通来进行了。而泉州正处在两浙与广南之间，因而成为当时我国国内海上交通的幅辏之地。泉州到南宋超过广州，成为当时世界上的第一大港，与其处在南宋海岸线之中点不无关系。所以南宋时人以泉州为界划分南、北洋（注：真德秀：《真文忠公文集》卷8《申报枢密院措置沿海事宣状》载，“围头支（泉）州一百二十余里，正阚大海，南北洋舟船往来必泊之地”。又称，“小兜寨支城八十里，海运自北洋入本州界，首为控扼之所”。）。南宋初年泉州就有“近接三吴、远连两广，万骑貔貅，千艘犀象”（王象之《舆地纪胜》卷13“福建路泉州”条）之誉。稍后陆宇所撰《修城记》亦称：“泉距京城五十有四驿，连海外之国三十有六岛，城内画坊八十，生齿无虑五十万”（同上）。据此，泉州亦是国内海运大港。据前引李东华先生的研究，浙、闽、广之间的海道运输，已不像从前那样仅限于体积小、分量轻、价值大的奢侈品，而包括体积、重量较大而价值较小的一般商品，如稻米、布匹、生铁，还有各种粗色舶来品。
（二）两宋海外贸易范围大为扩展，从南洋、西洋（印度洋）直至波斯湾、地中海和东非海岸，与西亚阿拉伯帝国构成当时世界性贸易圈的两大轴心
日本学者桑原 藏指出，自公元8世纪开始，到15世纪欧人来航东洋，这8百年间为阿拉伯人在世界通商贸易舞台上最活跃的时代[3](P2-3)。然而我国于中唐以降介入海外贸易，遂与阿拉伯一道成为当时世界贸易圈的两大轴心，雄踞于太平洋东岸和印度洋地区。晚唐、五代十国时期，我国与之通商的海外国家和地区约有二三十个之多，主要集中在中南半岛和印尼群岛。《新唐书》卷131《李勉传》载，代宗大历四年（769年），李勉官拜岭南节度使。在其任职之前，“西南夷舶岁至才四、五”。然因李勉在任上廉洁奉公，轻税招商，故第二年来华贸易的外国海舶“至者乃四千余柁”，盛况空前。两宋3百年间，海外贸易的范围继续扩大，据南宋赵汝适《诸蕃志》所载，与宋有外贸关系的国家和地区共有58个，较之此前增加一倍。经20世纪张政烺、冯承钧、苏继顷、杨武泉等诸多大家的辛勤考证，两宋外贸活动到达的地区已经相当清晰[4][5][6][7][8][9][10]。大致可分为四个地区：一是位于今印支半岛和马来半岛上的，有交阯（今越南北部）、占城（今越南中南部）、真腊（缅甸中部）、暹罗（泰国北部）、罗斛（泰国南部）、浦甘（缅甸中部）、吉兰丹（马来西亚吉兰丹）、真里富（马来半岛境内）、蓬丰（马来西亚彭亨）等国；二是位于今印度尼西亚群岛上的，有三佛齐（今苏门答腊）、阇婆（爪哇岛）、兰无里（亚齐）、凌乐门（林加岛）、渤泥（加里曼丹）等国；三是位于印度次大陆上的，有故临（印度奎隆）、注辇（印度科罗曼德海岸）、胡茶辣（印度西北岸卡提阿瓦半岛）、鹏茄罗（孟加拉国）、细兰（即锡兰，今斯里兰卡）等国；四是位于波斯湾、阿拉伯半岛及其以西地区的，有麻离拔（今阿曼南部的米尔巴特）、麻嘉（今沙特麦加）、木兰皮（今摩洛哥和西班牙南部一带）、勿斯里（埃及开罗）、弼斯罗（伊拉克巴士拉）、层拔（今东非坦桑尼亚的桑给巴尔）、弼瑟罗（柏培拉）等国[6][8]。可见最远已达地中海和东非海岸。日本学者三杉隆敏根据十多年的亲身考察经历，于1979年出版专著《海上丝绸之路》，其中专辟一章《探索海上丝绸之路的中国瓷器》（第二章），讲到海外出土中国瓷器的地区，主要有菲律宾各地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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