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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宋东南沿海地区海洋发展路向论略

时间:2009-7-24 13:51:48  来源:不详
室南迁后,数十万官僚、军队还有大批中原士民接踵而入,两浙路人满为患,遂又迁往福建、江西等地。由于两浙路的情况特别典型,受到学界较多关注,这里以江南西路和福建路为例。江西在中唐天宝年间8州37县共24.8户,163.6万人,(《新唐书·地理志》)北宋崇宁年间增加到6州4军49县,共180万户;按一户5口计为900万人(《宋史·地理志》),增长5倍有余。福建路,据《新唐书·地理志》,中唐时福建5州25县9万余户,41万余人;然而从唐末五代到北宋直至南宋,北方每动乱一次,福建人口就显著增长一次。据《宋史·地理志》,宋初太宗时仅福州一地就有94470户,8州合计467815户,也是中唐的5倍。到神宗元丰初年又突破百万大关,达到1043939户,是宋初的2倍、中唐的10倍。所以宋代文献中每每出现两浙、福建“地狭人众”的说法。
  承载如此众多的人口,除当地农业经济必须要有相当程度的发展外,必须另辟蹊径,在充分利用当地资源上做文章。两浙路情况学界较为熟悉,这里再以江西、福建两路为例。江西地处赣江流域和鄱阳湖平原,平原和山地(含丘陵区)的比例大致是四六开。鄱阳湖平原面积约2万平方公里,有“膏腴七万顷,柔桑蚕茧之盛”。(洪迈《容斋随笔》卷6《鄱阳湖七谈》)其余60%的丘陵山地在宋代也得到大力开垦,“梯田”之名始见于江西就是明证(范成大《骖鸾录》)。江西能够每年上供漕粮120万石,占总额600万石的1/3,就是得益于此。然而江西经济作物的种植和手工业的发展更为令人瞩目。茶叶在江西的种植极为普遍,《宋会要辑稿》食货29之2-3记载了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各路州军的产茶数额,其中江西高达538万余斤,名列第一,占总数1781万余斤的30%。顺便说一句,紧随其后,名列第二、第三、第四位的浙西(448万余斤)、江东(376万斤)、浙东(106万斤)全在东南地区,这几路合计产茶1468万余斤,占总额的80%以上!江西的矿冶业也占有突出的地位。宋代三大铜务,江西居其一,就是信州铅山务。此务每年炼铜38万斤。(《宋会要辑稿·食货》34之22)最盛时,“常募集十余万人,昼夜采凿”(《宋会要辑稿》34之27)。而且采用先进的胆水浸铜法。江西陶瓷业,除当时驰名中外的景德镇外,还有吉州永和窑、赣州七里镇窑、临川白浒窑和南丰白舍窑等,产品大量行销海外。此外造船业也极有实力,北宋中叶每年近3000艘海船中,就有1130艘是虔、吉两州制造的,占各路所造漕船的1/3强。
  福建也是靠发展多种经营和手工业生产来提高单位面积的人口承载量的。福建山区面积比例高于江西,占3/4左右。福建沿海狭长平原的农业生产增长再快,也是赶不上人口增长速度的,而福建山区的资源则非常丰富。经济作物主要有茶叶、桐树(制取桐油)、竹木(建筑、木器、造纸原料)、木材(建筑、造船)和果树、花卉等。郑学檬依据相关史料指出,福建竹木产量巨大,竹子遍及山区各县,古田山区有大片松林;而且已有人工造林,淳熙年间(1174~1189年)建宁故守韩公元在北岗栽松树1万株;沿海各邑造船所用木材全都取自本省山区;木材还是闽北的出口商品之一[18]。以荔枝为代表的水果种植业也同样相当发达,产品远销黄河流域以至西北高原,蔡襄说福州荔枝“水浮陆运以入京师,外至北戎、西夏”。(《蔡忠襄公文集》卷,30《杂著》)丰富的自然资源为东南地区走向商品化的多种经营道路提供了物质条件。北宋中叶苏辙谈到福建时说“长乐大藩,七闽之冠;衣冠之盛,甲于东南。工商之饶,利尽南海”(《栾城集》卷30《林积知福州》)就是写照。
  如果说地狭人众和丰富资源的结合内在地推动着东南地区走向商品化的多种经营道路,那么日趋兴盛的海外贸易则起着拉力的作用。东南地区海岸线长,海港优良,自汉晋以来与域外联系慢慢增多。中唐以后海外贸易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成长起来,到宋元两朝进入鼎盛时期。外域传入的占成稻、棉花等新品种首先在福建引种,这与福建商人的频繁出海是分不开的。如前所述,江西、两浙、福建生产的陶瓷、丝织品和漆器等,是广、泉二港出口的大宗商品,这必然会反过来进一步刺激东南地区扩大这些商品的生产。这些产品技术先进、工艺精湛,附加值高,具有很高的经济效益和利益回报,因而必定会产生示范效应,推动更多的人加入这种外销型产品的生产和销售行列。前述“带泄”方式就是明证。
  东南沿海地区的海洋发展路向,就是在以上几个因素的共同影响之下逐步形成的。这条新型道路的源头当然可以追溯到唐代,甚至更早一些;但是其初步成型,当在宋代,特别是南宋时期。在我看来,这既是东南地区经济发展的独具特色,也是东南经济迅速崛起并逐步超过中原地区的重大原因。反过来说,宋代中原经济虽然基础雄厚,但发展速度上却日益落在东南地区后面,除了农业生产条件恶化,处在战争阴云之下或直接受到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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