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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宋东南沿海地区海洋发展路向论略

时间:2009-7-24 13:51:48  来源:不详
地始成,从“且富栋宇,周以垣墙”言之,规制宏大,极尽奢华。
  中外舶商生前之富更为骇人。除为人熟知的大食商人莆寿庚外,本国舶商有“泉州杨客”可为典型。此人“为海贾十余年,致赀二万万”。绍兴十年(1140年),他放洋归国,泊舟于钱塘江之上,各类粗、细蕃货合计,其值“度今有四十万缗,姑以十之一酬神愿,余携归泉南,置生业,不复出矣”。(洪迈《夷坚丁志》卷6《泉州杨客》)“二万万”,单位应为“文”,合20万缗。至绍兴十年手中已有40万蕃货,增值一倍。因屡次许神偿愿而“遗忘不省”,结果一夜之间烧成灰烬,受到惩罚。洪迈通过这个故事要告诉人的是祈神应诚,失信必遭报应。然中外舶商之富于此亦表露无疑矣。
  两宋人数众多的中外舶商,无论是死后摆阔,还是生前显富,无一不在昭示人们,放洋赴蕃从事外贸确实获利丰厚(注:《宋史》卷487《高丽传》称,高丽“少,丝蚕、匹缣直银十两,多衣麻纻”。缣,丝织品,在宋代,一匹只值一二两银子。若贩至高丽,价格可翻二至三番。由此可见外贸确实获利丰厚,这是因为各国资源禀赋不同所致。此点留待另文论列。)。这种示范效应,恐怕是众多沿海民户,还有在任官员不惜冒法干禁,对集资外贸(即“带泄”)这种方式趋之若骛的根本原因吧。
    (五)周去非《岭外代答》和赵汝适《诸蕃志》的撰成及其流传,说明宋代(特别是南宋)关于海外世界的知识远较汉唐丰富详赡。这既是当时东南沿海地区外向型经济发展之结果,当然也可视为其海外发展路向的又一表征
  周去非,浙南温州永嘉人,南宋隆兴元年(1163年)进士。此后他在广西有过6年仕宦生涯,任过钦州教授、静江府属县县尉,《岭外代答》即是其广西仕宦生涯的成果。据其自序写于淳熙戊戍即1178年。此书中外学界公认是研究宋代中西海上交通和12世纪南海、南亚、西亚、东非、北非等地古国、部落及其土产风物、人情世俗的宝贵资料。是书共记海外诸国40余,其所涵盖之地域,北起安南(今越南),南至阇婆(今爪哇),东至女人国(在今印尼东),西出印度洋、红海、地中海而达于木兰皮(今西北非摩洛哥)。周去非并没出过国,但他十分留心域外情况,主要是通过中外舶商和译者之口,勤访博问而笔之于书(注:《岭外代答》卷1《地理门》“象鼻砂”条云,“尝闻之舶商曰……”,卷4《风土门》“方言”条云:“余又尝令译者……”。皆是书材料来源之反映。)。杨武泉先生说:“一个足迹未出国门的人,竟能有条不紊且颇符实际地记下远方异国情况,宛如身历其境,不能不叹为奇迹!”[7](P9)我们可以稍作比较。撰于宋初太宗年间的乐史《太平寰宇记》所记外国,殆抄撮旧史而成,杂乱无章,为人不取。北宋中叶任过仁宗宰相的庞籍之子庞元英,曾任主客司郎中四年,该司专管诸蕃,“至则图其衣冠,书其山川风俗”(《宋史·职官志(三)》)。但其所撰《文昌杂录》载南方诸蕃十五国,“不仅疏略,且多乖误”,为学界所诟病。这反映北宋仁宗(约当11世纪中叶)之前,我国对域外诸国的了解还十分有限。一个世纪后,这种情况即得到极大改观,其标志就是周去非《岭外代答》的出现。学界现已清楚,“《代答》在宋代已流传,既著录于尤袤《遂初堂书目》、赵希弁《郡斋读书志拾遗》、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八)等书目,又见引于王象之《舆地纪胜》、祝穆《方舆胜览》、赵与时《宾退录》(卷五)、谢采伯《密斋笔记》(卷四)等书。惟问世以后,有多种迹象表明,此书并非锓板,而只有抄本流传”[7](P12)。《岭外代答》未曾锓板而能流传,反映当时社会对于域外诸国知识的急迫需要。
半个世纪后,又有赵汝适《诸蕃志》问世。赵汝适是赵宋宗室,理宗宝庆元年(1225年)至三年(1227年)以福建路市舶司提举兼权泉州市舶,《诸蕃志》即成书于赵氏市舶任中。据是书自序,其材料得之于“暇日阅诸蕃图”、“询诸贾胡”、“译以华言”等途径,所记域外蕃国有58个之多,较之周氏的《代答》范围更广,所记各国物产有47种,其详尽程度超越他书[6](P7)。较周去非幸运的是,此书宋时已曾刊刻行世,在传播域外知识之功能上实更胜一筹。这些情况说明,到南宋中叶,宋人的域外知识又有明显拓展,这当然是南宋海外贸易还在发展的证明。

三、东南沿海地区走上外向型经济发展道路的原因分析
  如前所述,两宋时期东南沿海地区日趋明显的海洋发展路向,实际上是依据该区域特有的天赋资源优势,大力发展蚕桑、茶叶、竹木等经济作物和纺织、陶瓷、矿冶、造纸等手工业生产,尽可能拓展国内区域市场和海外市场,走出了一条通过商品经济(亦即货币经济)来提高当地人口承载力的崭新道路。
  这条道路首先是东南地区地狭人众这个客观形势逼出来的。人所共知在整个两宋时期,东南地区是人口增长最快的地区。晚唐以来北方人口南移的主要地区是淮南、两浙和江东等路;宋朝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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