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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宋东南沿海地区海洋发展路向论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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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1:48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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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唐宋之际发生转折，至宋代开始出现向海洋帝国发展的倾向，其意义之重大今天感受得越来越清楚；从横向看，两宋时期的西北与东南地区在发展路向上，也呈现出互相背离的状况，即北宋阶段地处辽、夏前线的西北地区，主要是陕西、河东和河北三路，仍然运行在大陆帝国的既定轨迹上，以小农经济提供的赋、役为基础，在沿边地区驻扎数十万禁军，同时国家又以首都开封府为转运站，将汴河中运来的数百万石粮食、数百万匹布帛，还有大量的军需物质再分拨至河北、河东和陕西前线。宋仁宗宝元、康定年间（1038～1041年）对夏作战中连吃败仗后，又在陕西等地招募当地居民结保自卫，甚至大设弓箭手，以给予牧马草田和减免赋役为饵吸引当地中下户加入民兵组织，与正规军协同作战。显然，这是一种耕战经济模式。然而史实表明，这种耕战经济模式居然在宋廷与辽、夏的争战中发挥出明显作用。这些情况显然是大陆帝国的典型特征，而与东南沿海地区以外向型经济为载体的海洋发展路向形成强烈反差。这种情况在宋金对峙时期不仅没有得到改变，反而有所增强。其时以游牧为主业的党项族所建立的西夏仍然盘踞西北地区，而黄河中下游地区则在从东北入关的女真人所建立的金国辖下，北方中原地区的历史任务是如何建立小农经济来弥合战争创伤，其商品经济程度和国内市场规模较之北宋反而有所萎缩（此点留待另文论列）。这里要强调的是，与金对峙的南宋则以杭州为行在，政治中心更加靠近东南沿海，其海洋发展路向因此而更加鲜明（讨论见后）。
简而言之，在我看来，头枕“三河”、面向西北与头枕东南、面向海洋，既是汉唐社会与宋元社会的重大区别，也是宋金中原地区与两宋东南沿海地区发展路向之不同所在。而从面向西北草原转过头来到面向东南海洋，则是中国古代经济发展历程中真正具有路标性意义的重大转变。这个转变的实质性内涵是从自然经济转向商品经济，从习俗取向变为市场取向，从单一种植经济过渡到多种经营，从基本上自给自足到专业分工有所发展，从主要生产使用价值转为生产交换价值，从封闭经济走向开放经济。这一切表明，中国古代经济至唐宋之际真正发生了质的提升。
二、东南沿海地区海洋发展路向的五大表征
两宋时期的东南沿海地区依仗本区域特有的天赋资源优势，在经济发展方面走出了一条前所未有的崭新道路——这就是打破单一种植经济的传统束缚，充分利用当地资源，发展蚕桑、茶叶、竹木、花果等经济作物，大搞多种经营，大力发展纺织、制瓷、造纸等手工业生产，尽可能扩展国内区域市场、特别是海外市场，亦即通过发展商品经济寻求最大经济效益的道路。本文所说的东南沿海地区的海洋发展倾向，指的就是这样一种以外向型经济为载体，通过生产交换价值，扩大市场占有份额来提高当地人口承载力的经济发展新模式。
这样一种发展路向，具体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东南沿海众多外贸港口，从南到北连成一线
海港是海外贸易的出发点。宋元时期为人熟知的大型海港有广州、泉州、明州等港，其实两宋时期的东南沿海地区见于文献记载的外贸港口城市，至少有20来个。宋初太祖开宝四年（971年）先在广州复设市舶司；太宗端拱二年（989年）之前已设杭州市舶司；十年后即真宗咸平二年（999年）又设明州（今宁波）市舶司，反映两浙海外贸易在迅速发展。哲宗元祐二年（1087年）又在福建泉州设市舶使。徽宗政和三年（1113年）则在秀州华亭县（今上海松江）设市舶场（注：《宋史》卷186《食货志（下八）》，“互市舶法”条称，“宣和元年（1119年），秀州开修青龙江浦，舶船辐辏，请复置监官。先是，政和中置务设官于华亭县。后江浦湮塞，蕃舶鲜至，止令县官兼掌。至是，复设官兼领也。”）。此外，浙西的镇江（今同）、平江（今苏州）亦是外贸通商口岸，“如有蕃商愿将舶货卖入官，即令税务监官依市舶法博买”。（《宋会要辑稿·职官》44之10）可见这两个城市也有外商前来从事外贸活动。除哲宗元祐三年（1088年）设于北方密州板桥镇（今山东胶县）的一个市舶司外，北宋东南沿海见于记载的外贸港口有7个之多，大致已经连成一片。
南宋财政更加倚靠外贸“舶入”，对外贸易更加兴盛，因此外贸港口续有增加。除广、泉、明三州外，又在温州（今同，1132年）、江阴军（江苏今县，1146年）设市舶务，在秀州海盐县澉浦镇（浙江今县今镇，1250年）设市舶场。据弘治《上海志》载，南宋末年还在上海镇（今上海市）设市舶司和榷货场。除以上11处设有市舶机构的较大外贸港口外，据宋人《太平寰宇记》、《舆地纪胜》等志书，通（今江苏南通）、楚（今淮安）、海（今连云港）、越（今浙江绍兴）、台（今临海）、福、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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