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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宋东南沿海地区海洋发展路向论略

时间:2009-7-24 13:51:48  来源:不详
即本国商人从登船放洋到回国上岸之前,则纯属民间外贸性质。从事外贸的“舶商”在准备好船只和水手,招揽到货主和货物后,先携当地殷实户出具的承保书向当地市舶司提出“放洋”申请。市舶司对船上人员和货物一一核查,批准后发给“公凭”或“公据”,作为外贸许可证。许可证上除事先印刷的相关条例法令外,还要详细登载船主、船员姓名,人数,始发港口,前往地点,货物品种、数量,保人姓名等栏目。半年或一年后返航,舶商即凭此种“公据”向市舶司报关登岸(注:据《宋史》卷186《食货志(下八)》“互市舶法”条和《宋会要辑稿·职官》44之相关记载撮述。)。因此一艘“海舶”就是一个出洋商队。
  宋人朱彧说:“海舶大者数百人,小者百余人。……商人分占贮货,人得数尺许,下以贮物,夜卧其上”(朱彧《萍州可谈》卷8)。可见众多货主是随船出海的。这支百余人至数百人的商队,非有严密的组织不可。每艘海船的船主为商队首领,也是政府委任的“市舶纲首”,负责在航行途中管理整个商队和在域外招诱外国蕃商来华贸易的双重任务(注:《宋史》卷186《食货志(下八)》载,“诸市舶纲首能招诱舶舟,抽解货物,累价及五万贯、十万贯者,补官有差”。以“承信郎”、“忠训郎”之类低级官职作为其扩大外贸、增加税收的酬奖。)。“纲首”既是价值成千上万缗之海舶的主人,则非沿海港口资产丰厚的巨商富贾莫属。北宋仁宗时苏缄在广州南海县主簿任上,被广州市舶司委以“阅实”舶商赀货的重任,发现“商酋皆州里右姓”。(《宋史·苏缄传》;《东都事略》卷110《苏缄传》)日本学者桑原 藏指出其中既有外域来华之“蕃商”,也有本国商人[3](P74-75)。“纲首”之下有两拨人,一是上述之“货主”,一船有数十至上百人不等;一是船员,也有十数至数十人之多。船员中有部领、水手长、杂事、直库(货舱主管)、火长(执罗盘领航者)等不同职务,此外还有舱工、梢工、碇工、缆工等水手。这些船员和水手,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外贸商人。因为按照规定,船上所载出口货物,“依条八分装货,留二分揽载私物”。(《宋会要辑稿·职官》卷44之12)亦即船主和搭载此船的货主的货物占80%,其余20%为纲首所雇船员和水手的私货,贩易所得(一般是以出口货物换易所得的蕃货即进口商品)作为其劳动报酬,回航入境时不在抽税范围之内。他们到海外同样从事着外贸交易。
  从事海外贸易的人,除了纲首、货主、船员水手外,还有不少港口或沿海地区的民户。他们并不出海,而是以数十上百贯铜钱作为资本,辗转相托,交出洋舶商带买域外蕃货,回来再贸贩取利,颇似今日的集资贸易方式。但从政府角度看,这种带买方式泄漏了铜钱,所以时称“带泄”。北宋中叶包恢说:“所谓带泄者,乃以钱附搭其船,转相结乇,以买番货而归。少或十贯,多或百贯,常获数倍之资”。(包恢《敝帚稿略》卷1《禁铜钱申省状》)正因为获利丰厚,所以以带买方式从事外贸的沿海民户必不在少数。甚至沿海地区的少数在任官员也以这种方式参与海外贸易。南宋孝宗乾道七年(1171年),宋廷严令禁止:“诏见任官以钱付纲首商旅过蕃买物者,有罚”。(《宋史·食货志(下八)》,“互市舶法”条。)尽管宋廷屡次下发禁令,但张方平所说的“边关重车而出,海舶饱载而回”的局面在两宋3百年间从未得到遏止。正如孝宗淳熙二年(1175年)户部所说:“(浙闽广)三路市舶司岁入固不少,然金银铜铁,海舶飞运,所失良多,而铜钱之泄尤盛”。(《宋史·食货志(下八)》,“互市舶法”条。)其原因是“法禁虽严,奸巧愈密。商人贪利而贸迁,黠吏受囚而纵释,其弊卒不可禁”。禁而不止,这就是历史实际。因此可以推断,两宋时期沿海居民和官员通过“带泄”方式从事外贸的事从来就没有停止过。由此可见,江浙闽一带放洋经商之风的源头就在唐宋之际,真可谓源远流长矣。
  宋代从事海外贸易的各类本国舶商到底有多少人,史无明文。从北宋到南宋,总的趋势应在增长之中。一艘海舶以一二百人计,东南沿海地区20多处外贸港口,若有二三百艘海舶,每年有3至6万人放洋赴蕃,再加上为数众多的“带泄”户,很有可能逼近10万人之众。日本学者斯波义信据相关文献统计,宋代到过高丽的商人和水手,有记载可考即达5000余人,其中尤以福建商人为多[15]。《宋史》亦称,“(高丽)王城(按,指开州开成府)有华人数百,多闽人因贾舶至者”。(《宋史·高丽国传》)亦即仅高丽首都一地就有福建商人数百人之多。前引南宋初年陆宇《修城记》称,“泉距京师五十有四驿,连海外之国三十有六岛,城内画坊八十,生齿无虑五十万”。而如南宋刘克庄所说,泉州是一个“以蕃舶为命”。(《后山先生大全集》卷168)的城市。宋末元初,泉州更是“蕃货远物、异宝珍玩之所渊薮,殊方别域、富商巨贾之所窟宅,号为天下最”(吴澄《吴文正公集》卷16)泉州50万人口,以一户5口计,则有10万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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