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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时期的茶叶生产与商业资本的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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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1:59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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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买卖频仍，均田制走向崩溃，租庸调制随之瓦解。唐德宗建中元年，两税法因宰相杨炎首倡在全国推行，规定了“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簿；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5〕的纳税原则， 据财产多少征收货币或以实物折纳。这一税制为宋政府所继承，以钱定税的原则得以延续。因此，随着土地制度、赋税制度的变更，广大农民的经营自主权不断扩大，客观上为栽种茶树提供了方便。而两税法则加强了农民与市场的联系，但是，“钱者，桑地不生铜，私家不敢铸，业于农者何以得之？”〔6 〕农民为了取得货币必须将自己的产品投放市场，而当时市场上最受欢迎的商品便有茶叶。并且茶叶的价格远远高于粮食作物，从事茶叶生产比种稻植麦更有利可图。自唐代起，许多农户把用于粮食生产的部分资源转移到茶叶生产上，茶叶生产成为一部分农户的重要副业。于是，唐宋时期，南方地区出现了众多兼营茶业的农户。他们在种植粮食作物的同时兼种茶树制茶投放市场以完纳赋役，补贴家用，维持简单的再生产。唐代时，“益昌民多即山树茶，利私自入”〔7〕， 即以茶叶生产作为副业。宋代兼营茶业的农户数量更多。范成大诗云：“背上儿眠上山去，采桑已闲当采茶”〔8〕，指的即是兼营茶业的农户。 另《续资治通鉴长编》云：“又有百姓岁输税者，亦折为茶，谓之折税茶”〔9〕；太平兴国八年，宋政府因许多民间旧茶园荒废，特规定：“当以茶代税而无茶者，许输他物。”〔10〕显然，交纳“折税茶”和“以茶代税”的农户与“岁课作茶输租，余则官悉市之”〔11〕的茶园户是有区别的，前者是兼营茶业的农户当无疑义。正因如此，宋政府不断调整赋税制度，以适应兼营茶业农户的生产实际，规定可以用茶叶折税。兼营茶叶生产的不仅有个体小农，也有部分地主。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曾在庐山附近建有茶园；〔12〕唐人李翱曾记载地主王野人“植茶成园，犁田三十亩以供食，”〔13〕是一个既有粮食生产又有蚕桑等生产同时兼营茶业的地主。兼营茶叶生产的农户其茶叶产量不会很多，但积腋成裘，聚积起来的数量是很大的。
由唐至宋，茶叶生产的专业化水平不断提高，许多兼营茶叶生产的农户向专门从事茶叶生产的方向迈进。迟至唐中叶，农业领域中已涌现出了一批茶叶生产专业户，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其数量不断扩大，分布区域在不断扩展。唐代文献对此已多有记载。唐武宗开成五年十月盐铁司奏文有云：“伏以江南百姓营生多以种茶为业”〔14〕，又唐人张途说祁门县一带“千里之内，业于茶者七八矣。由是给衣食、供赋役悉恃此”；〔15〕李商隐说泸州一带“作业多仰于茶茗，务本不同于秀麦”，〔16〕茶业已上升到本业地位。宋代，茶园户队伍不断壮大，茶区扩展到了平原田地，出现了茶树排挤水稻的现象，以四川地区最有代表性。史称“蜀之茶园，皆民两税地，不殖五谷，唯宜种茶，……民卖茶资衣食，与农夫业田无异”。〔17〕宋代植茶既可折税又能出售获利，因而南方农户植茶蔚然成风，争相仿效。鄂州崇阳县“民不务耕织，唯以植茶为业”。〔18〕太平兴国初年，张咏到该地任地方官，为避免以后受榷茶之弊，下令拔茶植桑，“民以为苦”。〔19〕其后官府榷茶，鄂州其他各地茶园户或失业或贫困不堪，独崇阳县以缣纳税，免遭其害，生活安定富足。因而崇阳之民，对张咏殊为感激。足见宋人对从事茶叶生产热情之高涨。“夫南国土疆，山泽连接，远民习俗，多事茶园，上则供亿赋税，下则荐活妻子，营生（又）［取］给，更绝他们”，〔20〕越来越多的农户以茶业为生。宋政府对发展茶叶生产也颇为重视。在淮南蕲、黄、庐、舒、光、寿六州，官府设置了十三个山场，成立了专门的茶叶经济区。“六州采茶之民皆隶焉，谓之园户。岁课作茶输租，余则官悉市之。其售于官者，皆先受钱而后入茶，谓之本钱。”〔21〕园户受到官府的控制。尽管宋政府榷茶政策屡变，园户生产的茶叶最终都直接或间接地进入了市场。
唐宋时期，茶园户经营的茶园规模大小不一，其经济地位亦相差悬殊。宋神宗熙宁十年三月，吕陶曾指出四川地区的茶园户“多者岁出三五万斤，少者只及一二百斤”。〔22〕年产一二百斤的茶园户其经济地位大约相当于自耕农，他们以一家一户为单位自己经营茶园，一般不需雇工，但在采茶的繁忙季节也会雇工帮忙。这类茶园户是唐宋茶叶生产的主要力量。李埏先生指出，市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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