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北宋时期陕西折博务的政府购买职能 |
 |
时间：2009-7-24 13:52:06 来源：不详
|
|
|
西设置折博务的不同阶段。结合后面的论述可知，大致以熙宁五年（1072）为界，此前为九处，此后逐步增加为十四处。
其二，宋朝根据地理位置和军事防务的需要，把河北、河东、陕西三路内部又划分为沿边（又称极边或并边、缘边）、次边（又称近边）、近里三类地区。这既是地理概念，也是财政分配概念。由于沿边（有时包括部分次边）地区赋税收入少，派驻禁军多，军需物资的购买经费例由中央承担；近里地区的财政收支则归转运司管辖。如河北的情况是：“祖宗之法，塞下入粟，三司出茶、盐、香药、象牙、杂物称其直，号三税法。内郡则转运司以常赋充。”[8] 据袁一堂考证，河北由三司负责经费的沿边（塞下）地区共有十七个州军。[9] 陕西设置折博务的州军，无论是九处、还是十四处，皆地处陕西的沿边或次边，无一例属于近里内地者。
其三，不管在哪个阶段，这些折博务的职责都非常明确，甚至可以说非常专一——一是用解盐钞及销售解盐钞收入的钱帛籴买粮草，或曰籴买粮草以解盐结算；二是销售盐钞，筹措籴买经费。
陕西沿边地区籴买军需粮草而用解盐结算，这是北宋前期形成的制度。《长编》卷一O九天圣八年十月壬辰条，综述解盐之法，云：“并边秦、延、环、庆、渭、原、保安、镇戎、德顺九州军，又募人入中刍粟，偿以盐。”[10] 李焘将此事系于天圣八年（1030），却不能表明以解盐结算的制度是与“九州军”这样的组合同时产生的。因为九州军中的德顺军，直到庆历三年（1043），才“以渭州陇竿城置军”。[11] 这之前并不存在德顺军。但禁军出戍地方，其费用由中央承担、合并于转运司“漕计”的制度却是由来已久的。陕西沿边一线乃禁军布防重点，用解盐结算其军需粮草的籴买，正是这个制度的具体体现。
北宋前期，陕西沿边地区的籴买粮草事务是由转运司和州军通判负责的。如宋真宗咸平五年（1002），“以折中刍粮事繁，置原州通判一员。”[12] 宝元元年（1038）九月，“罢河北、陕西提举使[使疑为便字]籴粮草官，令本路转运使副及逐州通判提举。”[13] 史料中尚未发现此时有折博务活动的记录。
为什么在以转运司——州军为主干的政府购买管理和执行系统之外，又出现折博务这样的专门机构呢？这可以说是北宋财政管理体制的深层矛盾以及中央与地方利益悖离的必然结果。
转运司逐步地方化，以及转运司的权利渐遭收夺分割，此乃宋朝财经史上同时并举的两大趋势。转运司“掌经度一路财赋，而察其登耗有无，以足上供及郡县之费。”[14] 这样的职责定位，赋予了转运司双重身分：既要代表中央催督调配一路之财，也要负责本路财政（即“漕计”）的收支平衡。
但从宋初以来，转运司就表现出了愈益明显的地方化倾向，使得转运司在代理中央事务、贯彻中央命令时，出现了一些落实不到位、执行不得力的问题，经常招致朝廷的不满。[15] 在北方的河北、河东、陕西三路，转运司对于中央的责任之一是保障沿边驻防禁军的后勤补给。于是转运司与中央的利益悖离倾向，在军需粮草购买活动中暴露无遗。
日益严重的籴买虚估之弊就是其集中体现。如宋真宗咸平六年（1003），度支使梁鼎算了一笔细帐：“陕西沿边所折中粮草，率皆高抬价例，倍给公钱。止如镇戎军，米一斗，计虚实钱七百十四，而茶一斤止易一斗五升五合五勺，颗盐十八斤十一两止易一斗；粟米一斗，计虚实钱四百九十七，而茶一斤止易一斗五升一合七勺，颗盐十三斤二两止易一斗；草一束，计虚实钱四百八十五，而茶一斤止易一束五分，颗盐十二斤十一两止易一束。又镇戎军在蕃界，渭州在汉界，而渭州白米每斗价钱高于镇戎二十。环州在蕃界，庆州在汉界，而庆州白米高于环州六十，粟米每斗钱亦高三十。”[16]
到宋仁宗康定年间，与西夏爆发激烈战争，陕西沿边驻军激增，军需亟急而浩繁，补给困难，粮草购买结算中的弊端愈益突出。包拯指出：
陕西旧于沿边秦、延、环、庆、渭、源[原]、保安、镇戎、德顺九州 军，听人入中粮草，算支解盐。自康定后，入中粮草皆给以交引，于在京榷货务支还见钱银绢。解盐却于沿边入中他物。方军兴之际，至于翎毛、筋角、胶漆、铁炭、瓦木、石灰之类，并得博易。猾商贪贾乘时射利，与官吏通为弊，以邀厚价。凡椽木一对，定价一千，支盐一席。岁亏官钱不可胜计。[17]
这种成倍高于粮草实价的价格谓之“虚估”，“皆转运使视当时缓急而裁处之。” 它使中央开支激增，课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