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北宋时期陕西折博务的政府购买职能 |
 |
时间：2009-7-24 13:52:06 来源：不详
|
|
|
利流失。导致“虚估”日甚一日的原因很复杂，如客观上有供求关系的影响，有政府与商人的利益攘夺，还有粮草与茶盐折价时的技术难题等，但转运司作为购买事务的直接管理者而与中央的责任脱节、利益悖离，终究是十分关键的因素。
这些问题愈演愈烈，终于庆历八年（1048）引起了范祥对陕西籴法、盐法的全盘改革。其购买政策的要点是：“罢九州军入中刍粟，令入实钱，偿以盐”；“岁课缗钱一百六十万，以计置沿边九州军一百二十余城寨刍粟，量入计出，可助十分之八，余则责办本路转运司。罢在京见钱交引法，以实京师”；“并边旧令入中铁、炭、瓦、木之类，皆重为法以绝之。”[19] 也就是沿边九州军购买粮草，不再付给盐钞，改用现钱，现钱是通过在沿边销售盐钞获得，岁额为一百六十余万贯，用盐钞购买铁、炭杂物等交易也被严格禁止。其目的就是割断籴买粮草与解盐的直接联系，以革除购买交易中的虚估之弊。
而据张舜民《画墁录》，沿边州军的折博务似乎就是范祥改革的产物：
范祥领制置解盐，始抄法。……是以一百六十五万不专为以抄请盐，兼为飞钱耳。今以百年[贯？]之多，移致池[他？]州，以为重载，易之为抄，则数幅纸耳。于是禁绝盐法，边置折博务，张官置吏，买到钱充折斛斗。粜客得钱，不能置[致？]远，必来买抄。是用边籴不匮，抄法通行。
张舜民的说法，与前面所引薛向之言“延、秦、庆、渭等九州，旧皆有折博务，召商人入刍粮钱帛，偿以觧盐，岁收缗钱一百六十六万”，颇相吻合。
倘若我们可以根据张舜民“边置折博务，张官置吏”等说法，得出九折博务是作为范祥改革的一项配套措施、设置于庆历八年（1048）的结论，那么，不仅可以更加明瞭折博务的职责定位及其产生背景，而且对于范祥改革也有可能作出新的评价。这就是：范祥改革不单纯是在盐法上以通商代替禁榷，在籴法上以现钱交易代替盐钞便籴，而且还有一项重要内容是在沿边地区的政府购买管理体制上，改变主要依靠转运司的现状，以中央派出机构折博务取代或部分代替转运司和州军官府。形成了使陕西沿边地区的军需粮草补给，依托就近的解盐资源，由三司——解盐司——折博务垂直管理的格局，以强化中央的直接调控，有效保障军需物资补给和撙节中央财政开支。其整套办法，与薛向在河北推行的依托东南末盐的见钱法和籴便司制度，堪称异曲同工。
即使因资料不足尚难以确认折博务与范祥改制是否有直接关系，陕西折博务设立于庆历年间、其目的在于从体制上强化中央对陕西沿边籴买事务的管理控制，这两个结论亦应是大致可以成立的。
把陕西折博务定性为中央派出机构，主要是基于三个理由：其一，陕西折博务与解盐司、缘边便籴粮草等并列，都属于三司管辖的场务之一，其长官也由三司举荐选拔。[20] 其二，陕西折博务运用的财赋，直接来自解盐，属于三司或京师榷货务统揽的禁榷专卖物资或其课利收入。其三，折博务的官员不参与州军的地方行政管理事务。如熙宁七年（1074）三月，宋神宗有一则批示：“熙河路经略使王韶见领兵在外，闻折博务官见权知州，可令秦凤等路都转运使蔡延庆且权州事，已差通判亦速令赴任。自今如知州领兵在外，并令监司官权管。”[21] 这说明折博务官员与监司、知州属于两个系统，双方互不兼任。
陕西沿边在形成九折博务的规模后，直到熙宁五年（1072）增设新务，保持了较长期的稳定性，以致“九折博务”成了固定的词语搭配。
宋神宗即位后，对内大行新法，对外积极备战。经过王韶等开西边，西北地区开辟了熙河路。宋朝解决这些新领土驻军粮草补给的重要办法，就是迅速设立折博务。熙宁五年（1072）九月，
权三司使薛向言：“延、秦、庆、渭等九州，旧皆有折博务，召商人刍粮钱帛，偿以觧盐，岁收缗钱一百六十六万，而秦州当四十万。今割秦之古渭寨以为通远军，兼新城镇洮军皆未有折博务，故商旅未行。臣愚以为并边新造之地，宜有储积，以待警急。愿以其事下张诜、张穆之，使并置折博务，仍分十五万与通远，七万与镇洮。”从之。[22]
朝廷采纳薛向的意见，先后在熙州、河州、岷州、通远军设立折博务。如熙宁六年（1073）七月，“置河州折博务，令制置解盐司仿熙州东、南、西盐交引，减直召商旅入中。”[23]
据王存《元丰九域志》，熙州是熙宁五年（1072）置州（有镇洮军节度，即上文薛向说的新城镇洮军），通远军是熙宁五年（1072）由古渭寨置为军，岷州、河州，都是熙宁六年（1073）置州。[24] 洮州虽然直到宋徽宗大观二年（1108）才实际被宋朝占领，[25] 但洮州折博务至少在元丰二年（1079）之前就已存在。说明宋朝在这些新开辟的州军，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