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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夏时期河西走廊的农牧业开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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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2:07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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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二牛抬杠式，这与中原地区的耕作方法没有什么不同。④壁画中还见锹、镢、锄、耙等农具，其刃皆铁制。《文海》与夏汉对音字典《番汉合时掌中珠》二书记载的农具有：碡碌、子耧、耙、锄、镢、锹、犁、铧、车碾、碓、皑、镰、石磙、刻叉、簸箕、扫帚等，河西地区传统使用的各种农具大都可以见到，反映了其农业开发程度上分工的多样化和细致化。《文海》释“耧”字：“理籽用，汉语耧之谓。”释“种”字：“撒谷物籽种田地之谓。”可见其播种方式有耧播与撒播两种，时至今日河西农村仍可见这种传统播法。西夏时期河西地区的农业生产技术和机具是可以赶得上中州地区的一般水平的。《番汉合时掌中珠》中载录的农作物品类颇多，有小麦、荞麦、糜、粟、稻、豌豆、荜豆、黑豆、萝卜、胡萝卜、芥菜、香菜、蔓菁、韭、葱、蒜等，可谓空前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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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宋史》卷485《夏国传》。
②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35，“庆历二年二月辛巳”条。
③ 史金波：《西夏佛教史略》，第110—126页，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④ 吴天墀：《西夏史稿》，第174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五、农业开发的成效
河西既受夏王室的重视，且稳定发展的时间又长，绿洲的农业开发因而取得了一定成效。《西夏碑》中有祈祷“风雨时降，宝谷永成，地境安靖，民庶安乐”的词句，把农业收成的好坏作为大事之一来祈求神灵的护佑。当护国寺竣工后，赏赐工匠的物品为“谷千斛”等，其数量较大，这些都反映了农业在河西的重要地位。河西还发展成了西夏赖以支持战争和维持政权的粮食基地之一。值大安十一年(1085年)“银夏大旱，饥”时，即“运甘、凉诸州粟济之。”①清初舆地学家顾祖禹论道：“西夏得凉州，故能以其物力侵扰中原，大为宋患。”②其说是有一定道理的。
但是西夏时期河西农业开发的成就是较为有限的。首先是区内从事农业的人口有限，虽有20余万之众，但以畜牧业为主的少数民族人口占有相当比例，这就不能不使农业开发的规模受到限制。其次，西夏统治者热衷于穷兵黩武，河西虽处“大后方”，但其前方经年累月的战争亦不能不给后方的农业开发带来很大影响。如大安八年(1082年)三月，西夏“点集河内、西凉府罗彭界、甘、肃、瓜、沙十人发九人”，准备大举侵宋，③不仅河西驻军征发前线，就连居民百姓也大部调集，这就往往造成“国经兵燹，民不聊生，耕织无时，财用并乏”④的局面。再者，西夏的农业状况往往不太景气，西夏“少五谷，军兴，粮馈之于大麦、荜豆、青麻子之类”，四季只能以鼓子蔓、碱蓬、登厢草、灰条等野生植物“以为岁计”。⑤此种情形河西也在所难免。崇宗贞观九年(1109年)九月，瓜、沙、肃三州发生饥荒，“水草乏绝，赤地数百里，牛羊无所食，蕃民流亡者甚众”，崇宗遂“命发灵、夏诸州粟赈之。”⑥由于西夏的农业经济问题一直是一个严重问题，因而造成了其对外关系上的某种依附性。⑦同时，河西虽是西夏的粮食基地之一，但并非是其最主要的产粮地。据北宋人说西夏“赖以为生”的农业区是“东则横山，西则天都、马衔山一带”，⑧而不含河西走廊。这一说法或许有宋人的偏见，但也的确反映出基本事实，这无非是由于唐安史之乱以后河西地区破坏程度太重，“蕃化”已深，农业长期衰败，难以短时间内从根本上扭转。西夏主要的农业区自然是其东南部接近宋境的原来一直属于汉族聚居的地区。事实上“夏人窖粟其间以千数”⑨的地方也是不包括河西在内的。
六、畜牧业的发展
西夏时期河西畜牧业有较显著的发展。党项人社会经济基础原本就为较单一的畜牧业，他们又是以族帐的形式并携带其主要的生产资料一一牲畜进入河西的。当大中祥符九年(1016年)十二月，党项凉州守将苏守信死后，回鹘兵乘机攻陷凉州，“掳其族帐百余，斩级三百，杀马匹甚众。”⑩元昊立国后仍是“其部族一家号一帐，小族数百余，大者千余帐。”⑾在其发展中虽有部分人弃牧从农，其“熟户”渐有所增，但畜牧业仍是其传统的生产部门和主要的土地利用方式。区内回鹘、吐蕃人亦以经营畜牧业为主。长于畜牧业的党项羌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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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吴广成：《西夏书事》卷27；龚世俊等《西夏书事校证》第311页，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版。
② 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63《陕西十二》。
③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26，“元丰五年三月”条。
④ 《西夏书事》卷42，《西夏书事校证》第4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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