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作随着两宋之交的人口大量南迁，在南方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两宋之交，北方人大量南迁，将食麦的习惯带到了南方，使得原来产麦不多的南方，麦价上涨，加上客户可以独享种麦之利，于是种麦一度成为有利可图的行当。据当时人的记载，麦类在南方的分布，当时已到达江、浙、湘、湖、闽、广等地。庄季裕在《鸡肋编》中说：“建炎（1127—1130）之后，江、浙、湖、湘、闽、广西北流寓之人遍满。绍兴（1131—1162）初，麦一斛至万二千钱，农获其利倍于种稻；[7]而佃户输租，只有秋课，而种麦之利，独归客户。于是竞种春稼，极目不减淮北。”这个记载中没有提到四川的情况，实际上当时“四川田土无不种麦”。[8]各种迹象表明，南宋之后麦作在南方得到了广泛的发展。

随着麦作的发展，麦类在以水稻为主粮的南方地区的粮食供应中也开始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其重要性仅次于水稻。范成大有诗云：“二麦俱秋斗百钱，田家唤作小丰年；饼炉饭甑无饥色，接到西风稻熟天。”[9]可见当时二麦已成稻农之家数月之食，二麦的丰收也因此称作“小丰年”。在水稻因干旱等原因导致歉收的情况下，更起到继绝续乏的作用。北宋初年杨亿在《奏雨状》中提到浙东处州的情况，说：“本州自去年已来，秋稼薄熟，时物虽至腾踊，人户免于流离，爰自今春雨水调适，粟麦倍稔，蚕绩颇登，餱粮渐充，菜色稍减。”[10]麦子不仅缓解了粮食紧张的状况，麦子的收成还直接影响到市场的粮价。[11]

麦作在南方的发展，除了上文所说人口南迁，北方人将面食习惯带到了南方，使社会对麦的需要量增加、麦价猛涨，种麦的利益超出种稻，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之下，南方出现了“竞种春稼”，“不减淮北”的局面。除此之外，还同政府及一些地方官吏的提倡也不无关系。据《宋史·食货志》载，宋政府十分重视在南方推广种植麦类等旱谷：北宋初年，“诏江南，两浙，荆湖，岭南，福建，诸州长吏，劝民益种诸谷，民乏粟、麦、黍、豆者，于淮北州郡给之”。南宋时亦屡有诏下，劝民种麦，孝宗淳熙七年(1180)，“诏两浙，江淮，湖南，京西路帅漕臣督守令劝民种麦，务要增广”。宁宗嘉定八年(1215)，又“诏两浙、两淮、江东西路，谕民杂种粟、麦、麻、豆，有司毋收其赋，田主毋责其租”。稻田种麦不收租赋，这对于减轻农民负担，保护农民的种麦积极性起到重要作用。

一些地方官也劝民种麦，晓以利害，以提高农民对种麦之利的认识。如《宋史·食货志》载余杭知县赵师恕“劝民杂种麻、粟、豆、麦之属……使之从便杂种，多寡皆为已有”。黄震在《咸淳七年中秋劝种麦文》文中说：“近世有田者不种，种田者无田，尔民终岁辛苦，田主坐享花利，惟是种麦不用还租，种得一石是一石，种得十石是十石，又有麦秆，当初夏无人入山樵采之时，可代柴薪，是麦之所收甚多也。”[12]方大琮《将乐劝农文》也说：“汝知种麦之利乎？青黄未接，以麦为秋，如行千里，施担得浆，故禾则主佃均之，而麦则农专其利。”[13]这是促进稻麦两熟制在长江流域形成的一个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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