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化传统来看，中国农业自古以来便有“杂种五谷，以备灾害”的传统。宋代的许多劝农文都劝告农民，因地制宜进行种植，“高者种粟，低者种豆，有水源者艺稻，无水源者播麦。”又“有水者为田，其无水之地可以种粟麦……粟麦所以为食，则或遇水旱之忧，二稻虽捐，不至于冻馁也”。[14]而在干旱的年份，水稻歉收，地方官员们更致力于种推广麦类杂作。比如，《宋史·食货志》载宁宗嘉定八年(1215)，由于“雨泽愆期，地多荒白”，余杭知县赵师恕劝民杂种麻、粟、豆、麦之属。有时这种作法的确可以起到救荒的作用。元代江西抚州人危素（太朴，1303-1372）在《暮冬》一诗中写道：“种稻南谷口，凶岁囷仓虚，晚值老农语，出口三嘻吁，幸有髙亢田，种麦给群需，有麦且勿忧，无麦将焉如。”[15]

麦作在南方发展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来自于麦子本身。由于麦子可以越冬，可以利用秋收之后，空闲的土地进行种植，并且在青黄不接的夏季收成，起到“继绝续乏”的作用，这对于过去单纯种稻的稻农来说，无疑是个额外的收成。而当这种收成成为一种依靠，一种指望，稻收之后种麦，也就成了一种习惯，以至于欲罢不能。[16]这也就是稻麦复种在南方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

[1]戴复古：《石屏诗集》卷1，四部丛刊本。

[2]王象之：《舆地纪胜》卷57《荆湖南路·郴州》，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1年，第552页。

[3]陈侠：《西塘集》卷3《惠州太守陈惠公祠堂记》，四库全书本。

[4]苏轼：《苏东坡全集》上，北京：中国书店1986年影印本，第508页。

[5]吕本中：《东莱先生诗集》卷12《连州行衙水阁望溪西诸山》，四部丛刊本。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