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种迹象表明，宋代在南方地区所出现的稻、麦两种作物，在多数情况下并非是复种的产物，而只是在不同地块上因地种植的结果。因为只有在不同的地块上种植才有可能在夏季出现先插秧再收麦，在秋季先种麦再收稻的景象。循着这种情形来看，宋代许多所谓“稻麦两熟”的记载，实际并不表示当时已实现了稻麦复种制。如，“熙宁四年（1071）大水，众田皆没，独长洲尤甚，昆山陈、新、顾、晏、淘、湛数家之圩高大，了无水患，稻麦两熟，此亦筑岸之验。”[6]学者将其视为稻麦复种的记载。实际上，此处稻麦两熟也可以理解为由于圩堤高大，避免了水患，稻麦都有收成。又如，许多论者都将《吴郡图经续记》所载的“其稼则刈麦种禾，一岁再熟”视为苏州地区稻麦复种的最早确切记载，但“刈麦种禾，一岁再熟”，也可以理解为仅是农事季节上的衔接，并非一定是土地利用上的衔接，即在刈过麦后的麦田中再去种稻（或插秧）。因为文献中接着提到水稻尚且有早晚多个品种，要求“农夫随其力之所及，择其土之所宜，以此种焉。”稻麦这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作物，更应因地制宜，宜麦种麦，宜稻种稻，而并非稻麦复种。还有乾道七年（1171）江浙一带的“麦已登场，稻亦下种”，[7]也只是说，当时天气晴好，两项农活均告完成，并非一定指稻麦复种。至于陆佃所说的“谪守海陵，逮麦禾之再熟”，，[8]则很可能是因为泰州地属淮南，原本多稻，而距淮北为近，复又宜麦，此处之再熟未必是稻麦复种之结果。同样，“吴中之民，开荒垦洼，种粳稻，又种菜、麦、麻豆，耕无废圩，刈无遗陇。”[9]也不一定指的就是稻与菜、麦、麻豆的复种，而是指所有可以种植的土地都种上了作物，粳稻种于洼地，而菜、麦、麻、豆则种于荒地。从明清两代的情况来看，江南地区的麦子也仍然只种于高田，而所谓水田，则因“田中冬夏积水”，[10]显然是无法种麦。更不用说稻麦复种了。这种情况一直保留到解放以前。据调查，解放前松江县的小麦往往主要种在较高的旱地。在薛家埭等村，单季稻之后往往种绿肥（苜蓿），而不是小麦。[11]前面沿引朱熹的话，提到宋朝政府劝南方稻作地区种麦，也主要是针对宜麦的高田来而言，并未包括水田在内。

由于麦类对于高田旱地的特殊要求，在一定的技术条件下，决定稻麦复种也主要存在于既种稻又复种麦的高田之上。曹勋的“隔岁种成麦，起麦秧稻田”，为山居时所作，[12]固然离不开山地。陈旉《农书》所载的用于稻麦复种的“早田”，以及徐经孙《秀岩》诗中的“得雨秋耕遍”的“早田”，也属于高田一类。高田易旱，为此，人们往往选择一些生育期较短，成熟较早的品种进行种植。所以有“高田种早”[13]的说法。占城稻也是为适应高田生产的需要而引进的。高田在秋季或以前即可收获，较其它稻田为早，所以又称为早田。又由于高田排水性好，收获过后可以用来种植麦菜蔬茹等旱地作物，于是便有了稻麦等多种形式的复种。这样看来，对于高田来说似乎是先有稻而后有麦，其实，正好相反。高田，原本只种麦、粟等旱地作物。[14]经过改造之后，有水源灌溉，方可种稻，[15]于是才有稻麦复种的可能。两宋时期，江西和两浙一带的农民都努力将山地和陆地“施用功力，开垦成水田”，如果是硗确之地，也把它垦辟成可以常植的田亩。两浙和江西抚州等地的地方官吏均曾一度对这种改造过的田亩增收亩税，[16]可见当时改良过的田亩为数之多。据南宋江西金溪人陆九渊的估计，当时荆门军的陆田如果在江东、西，80—90%都改为早田。[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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