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春两季田无宿麦显然就不存在稻麦复种，然而即使有麦也不见得就是稻麦复种，因为稻麦不是在相继种在同一年同一地。实行稻麦复种，必须当年收当年种，如果今年稻收之后，没有及时种上麦，等到明年才种麦，也谈不上复种。有些地方麦作虽然种于稻田中，却不是在稻收之后的当年，而可能是在稻收之后的次年。具体说来，可能是稻子在今年霜降前后收获之后，稻田就处于休闲撂荒状态，到次年立秋后才又种上麦。汉江流域的洋州（今陕西洋县）就存在这种情况。南宋绍兴十九年（1149）宋莘在洋州《劝农文》中提到：“余尝巡行东西两郊，见稻如云雨，稻田尚有荒而不治者，怪而问之，则曰：‘留以种麦’” 。[7]还有一种情况就是麦子在今年夏收之后，当年并不种稻，而要等到第二年种稻。陆游有一诗提到老农在入冬之后将麦田灌溉和翻耕，使其成为稻田的情形，[8]显然这是稻麦轮作。但轮作并不构成复种。因为它们并不是发生在同一年之内。而是今年收麦，明年种稻。具体说来，很可能就是在夏季麦收之后，任其荒白，然后在秋、冬季节灌水翻耕，使其成为冬水田，等到第二年春耕之后，再种上水稻，至秋季收获。至于水稻收获之后，是否再种上麦和其它越冬作物，则视情况而定。有些可能种麦，比如所谓的“早田”，有些可能种菜，有些可能荒白，等到第二年再种稻。在这种水旱轮作制下，只能做到一年一熟，或二年三熟，而不是稻麦复种一年二熟。

这种安排是有益的，也可能是有意的。同样，有些地方虽然不是有意地安排水旱轮作，而只是根据当年的具体情况所做出的选择。如《金史·食货志》载，贞祐四年（1216）八月，言事者程渊言：“砀山诸县陂湖，水至则畦为稻田，水退种麦，所收倍于陆地。”又宋宁宗嘉定十三年，金宣宗兴定四年（1220），金统治下的唐、邓、裕、蔡、息、寿、颖、亳及归德府的被水田，就被命令“已燥者布种，未渗者种稻。”这些地方虽然有水旱轮作的出现，但并非在一年之中进行，不足以称为稻麦复种二熟制。

还有些地方虽然明确地实行了稻麦轮作，但却并非出自愿，而多少有些迫不得已。比如原来打算种水稻的田，或者是已经种上水稻的田，由于受旱，早晚稻损失，而被迫种上麦子。朱熹《劝谕救荒》中提到：“早禾已多损旱，无可奈何，只得更将早田多种荞麦及大小麦，接济食用。”[9]淳熙六年（1179）九月，朱熹有见于“秋来久旱，晚田失收，兹幸得雨，可种二麦。今劝人户趁此天时，多耕阔种，接济口食”。[10]淳熙九年（1182）七月十六日至十九日，朱熹在对浙东的上虞、嵊县和新昌等地作实地调查之后，也提到“沿路人户，已损田段不堪收割，皆欲及早耕犁，布种荞麦、二麦之属，接续吃用”。[11]张耒也有“晚田既废麦初耕”的诗句。[12]这种情况的确是很普遍的，前作（一般为稻），由于“大水大旱，田全无收”，而在秋冬时种麦。为此，民间不敢向上报水旱。因为“假如报官，水则不敢车戽，旱则不敢翻耕，或以存所浸之水，或以留旱苖之根，查以待官府差吏核实”，这样势必影响种麦，乃至明年的收成。所以百姓只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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