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 《黄氏日抄》卷七十八《咸淳七年中秋劝种麦文》

[22]《栾城集三集》卷1《迟徃泉店杀麦一首》（四部丛刊本）。

冬耕的存在说明冬季田间无麦，这显然不是稻麦复种下所应有的现象；同时冬耕也不是为了种麦做准备，因为冬耕之后再种上麦子，在季节上已来不及了。冬耕，甚至是秋耕，只是为了明年种稻。对此，朱熹说得非常明确：“大凡秋间收成之后，须趁冬月以前，便将户下所有田段一例犁翻，冻令酥脆，至正月以后，更多著遍数，节次犁耙，然后布种，自然田泥深熟，土肉肥厚，种禾易长，盛水难干。”[1]

从耕地技术及其相关措施上也能反映出整地的意图。假使收稻之后种麦，必须首先排干稻田中的积水。可是在宋代许多地方在水稻秋收之后，不是排干稻田中的积水，而是反其道而用之，配合冬耕，进行冬灌，将水引入稻田，使之成为冬水田。冬灌可以使田中结冰，消灭害虫和杂草，同时改良土壤结构，为作物生长创造一个良好的生态环境。在一些地方，冬季蓄水还可以防止春季干旱。所以乾道六年（1170）六月二十七日户部尚书曾怀言提到：“或有丰熟去处，收割禾稻了，当却开㙭围岸，放水入田。”并鼓励检举，对不履行号令，瞒昧官司之人，进行惩处。[2]无庸置疑，在浸水的条件下种麦是无法进行的。需要指出的是，当时长江中下游地区及珠江流域都有冬季田间蓄水这一做法，只不过各地有不同的称呼。[3]冬水田的广泛存在也表明稻麦复种并不普遍。

有冬耕和冬水田的地方，就不可能有冬麦，自然谈不上是轮作复种。即使没有冬耕和冬水田，也不见得就已在稻田中种麦。淳熙七年十二月中旬朱熹在对南康军（今属江西省）管辖下的三县（建昌、星子、都昌）所作的调查中，发现“除种麦田地外，尚有未犁田地去处稍多”，这些未翻耕的土地和一些虽已翻耕但尚未上粪的土地一道，并不是用来种麦的，而是准备“来春布种”水稻的。[4]由此可见，在朱熹管辖下的三县种麦不多，稻麦复种就更为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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