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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时期自然环境的变化对经济重心南移的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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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2:21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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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地区的农业从集约经营倒退回粗放经营。宋代的山西除汾河河谷以精耕细作占主导地位之外，其余山区大多是刀耕火种[19]。比起唐代，其耕作方式显然是倒退了。
河北。今河北省西南部北朝时尚有湖、渊、泽、池不下十余处，唐代这一带湖泊仍不少。河北中部、东北部唐宋之际亦存留不少湖泊淀群。但宋金之后，这些湖泊池淀多数堙灭。如北宋末黄河泛滥，泥沙淤填了河北西南最大的湖泊一一大陆泽；金以后永定河南徙及滹沱河北泛，河北中部的众多湖淀也被泥沙淤填[20]。这一情况使河北水稻种植由盛转衰。北宋曾于河北平原中部利用白洋淀一一文安洼这条冀中洼地带的大小湖泊，大兴稻田，“置斗门引淀水灌溉”[21]。这一带湖泊堙废后，水稻再无法大面积种植了。兼具蓄洪和灌溉功能的诸多淀泊消失后，河北灾害频率急剧上升。唐五代的343年间，河北有41年遭水灾，13年遭旱灾，平均6．3年受灾一次；宋辽金的319年间，河北有43年遭水灾，35年遭旱灾，平均4．3年受灾一次[22]。河北农业从此一蹶不振，不复昔日发达景象。
河南。宋以前今河南省境内湖泽、陂塘之数不少，黄河两岸周围尤多。由于黄河不断决口、改道，大量泥沙的沉积使这些湖泽、陂塘逐渐被淤没。特别是南宋绍熙五年(1194)黄河南徙夺淮后，原有湖泽和历史时期所修人工陂塘大多被堙埋。具有调节水量和灌溉农田功能的湖塘消失后，黄河泛滥时河水四溢于平原，农田倍受其害，干旱时节则农田缺乏灌溉用水，抗旱能力下降。唐时圃田泽、孟诸泽等大湖均有沟渠与黄河相通，其积水面积随黄河河水的消长而消长，它们堙灭后，不复具有调剂水量的作用，周围大片农田极易受淹。历史上有名的芍陂、鸿郄陂等曾长期发挥作用，均可溉田几十万亩，它们的堙废造成灌溉事业的莫大损失[23]。湖泽、陂塘的消失还使河南不复成为水稻栽培的重要地区。唐玄宗时许、豫、陈、亳、寿等州有水田百余屯，占全国屯田九分之一[24]。后唐与北宋也都于洛阳设稻田务。而金代只能在某些低洼积水之处暂时种稻，水退后仍种麦。如兴定四年(1220)河南大水，遂命唐、邓、裕、蔡、息、寿、颍、亳诸州及归德府有积水处种稻[25]。水源缺乏、水田荒废，与湖塘消失密切相关。
历史时期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水资源一直比较丰富，虽然江河湖泊有所迁徙盈缩，但总的来说水资源并未减少，有的地方淡水水体还有所扩大和增加，亦举例述之。
洞庭湖地区。东晋南朝时洞庭湖地区由沼泽平原演变为大湖景观。唐代洞庭湖周回达五百余里，东洞庭水面已开始向西洞庭扩展，赤沙湖有纳入洞庭湖的趋势。宋代洞庭、青草、赤沙三湖已连成一片汪洋水域，周回达七八百里，面积比南朝扩大近一倍[26]。湖区屯垦与湖泊水域扩大相伴而行。水域扩大增加了农田灌溉用水，然而近湖农田也易受水淹，人们于是筑堤捍田，又随泥沙淤积而展开围垦。唐宋时湖区围垦从西向东推进，并形成三次高潮。南宋时湖区每年约提供商品粮四十万担[27]。今沅澧人湖处，淳熙年间已是“桑麻蔽野，稼穑连云”[28]，肥田尽垦，人烟稠密。唐宋时期洞庭湖的变迁对湖区农业生产起了促进作用。
鄱阳湖地区。鄱阳湖古称彭蠡湖。唐代其湖周已达二百余公里。唐末五代至北宋，彭蠡湖迅速向东、向南扩展，迫近鄱阳县城，从而兼有鄱阳湖之称。宋元时期的鄱阳湖与隋唐时期的彭蠡湖相比，已扩展出一个“弥茫浩渺，与天无际”[29]的鄱阳南湖[30]。由鄱阳湖水系冲积而成的平原约二万平方公里，唐宋以来这里水利繁兴，灌溉便利，成为富庶的鱼米之乡。元祐年间都颉著《鄱阳七谈》，“言滨湖蒲鱼之利，膏腴七万顷，柔桑蚕茧之盛”；“言林麓木植之饶，水草蔬果之衍，鱼鳖禽畜之富"[31]。湖区的洪州、江州、饶州、南康军等都是产米重要地区。如洪州“其田宜秔徐，其赋粟输于京师，为天下最”[32]，乃是漕粮极多的区域。宋代鄱阳湖区产粮基地的形成，是湖泊水域扩大和人们兴修水利的共同结果[33]。
太湖地区。太湖面积原先远较后来为小。唐代太湖人海水路受阻，湖水泛滥，太湖面积因而扩大了。人们排除积水，与水争地，并疏浚人海通道，创立堤岸水闸，形成历史上少见的水网。这一过程持续到宋代。宋时太湖面积已达二千平方公里，与汉代相比扩大了三百至四百平方公里。太湖以北以东还分布着许多大小不等的湖泊，其中不少是形成于唐宋时期。湖泊之间，有许多塘、浦互相沟通。水网化的形成促进了灌溉事业的发展，大量土地从而得到开发[34]。太湖地区因此成为重要的产粮基地。中唐时期该地区每年调出稻谷三十万石以上，占当时北调的南粮总数四分之一至三分之一[35]。宋代太湖平原“原田腴沃，常获丰穰”[36]，成为我国最富饶的地区之一。而宋代太湖地区围田的大规模发展，为以围田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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