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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时期自然环境的变化对经济重心南移的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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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2:21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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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地及肥沃的土壤资源曾经是北方农业居于优势的条件之一，然而不良的耕作方式却使得这一条件逐步丧失。南方在扩大土壤利用范围，解决山多平地少这一矛盾的同时，还逐步形成重视培养地力的耕作方式，从而促进了土质的优化。唐宋时期南北方土壤演变的不同趋势终于使土质的北优南劣变成了南优北劣，农业生产重心自北南移因而增加了一项重要条件。
这里要附带说明，气候、水文、植被、土壤的变化除了各自对社会经济产生影响外，四者之间相互制约的关系所引起的自然环境的变化，也对社会经济产生着影响。如伴随寒冷而来的干旱会使水资源减少，水资源减少又使天然植被受到损害，而植被的破坏既导致水土流失又使气候条件恶化。这种自然环境诸因素的连锁变化，对北方经济所产生的负面效应，是显而易见的。另一方面，气温降幅较小，雨量较充沛，使水资源保持相对稳定，天然植被因此未受大的损害，从而未引起严重的水土流失和气候条件恶化。这种自然环境诸因素之间较为和谐的关系，对南方经济所产生的良好影响，也是至为明显的。限于篇幅，本文未对这方面的问题展开讨论。
(五)小 结
以上从气候、水文、植被、土壤四个方面的变化人手，探讨了自然环境变迁与唐宋时期中国经济重心南移的关系。结论是：宋以后南方经济超过北方，不仅是南北方社会生产力互为消长的结果，而且是南北方自然环境的优劣互为逆转的结果。此处的优劣不仅指自然环境的客观变化所显示出来的孰优孰劣，而且指按不同发展阶段的生产力所能适应的标准来判断自然环境的孰优孰劣。例如南方的自然环境不利于生产力相对低下的秦汉时代社会经济的发展，却有利于生产力相对提高的唐宋时代社会经济的发展。自然环境的意义总是与人类社会的物质生产和物质生活水平相适应的，随着人类社会生产力的提高，自然环境也日益显示出与以前不同的内容，从而表现出历史阶段性来[64]。
社会经济发展和自然环境演变，是同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作为人类社会生产活动基础的自然环境既受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又反馈于社会经济活动，制约着经济效益。只有从系统的观点出发，把握二者之间的双向动态效应，才能对历史上的经济开发活动进行科学的综合分析[65]。本文正是力图以经济、生态综合发展的眼光来观察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这一问题的。为什么唐宋时期原来开发程度较高的北方一步步落后于正在开发的南方?仅从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着眼显然无法加以圆满的解释。
如果将社会经济因素与自然环境因素加以综合考察，便可知北方在当时的条件下对土地、森林等资源的开发利用已接近饱和，却不能负载继续增长着的人口，而严重的自然灾害和土地生产能力减退等与自然环境有关的因素，在这当中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由于自然环境的恶化，致使当时的科技水平无法继续维持北方原有的生产经营，从而落在开发较迟、自然环境相对完好的南方的后面。
[1]参阅拙作《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的若干问题探讨》，《光明日报》1988年6月15日。[2][16][50]《竺可桢文集》，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475—498页；第58—68页；第313—316页。
[3][13]《纪念科学家竺可桢论文集》，科学普及出版社，1982年版，第195—212页。
[4]《宋史》卷四《太宗纪一》；卷五《太宗纪二》；卷六《真宗纪一》。
[5][21]《宋史》卷一七四《食货上二》；卷一七六《食货上四》。
[6]范成大《范石湖集》卷二十七《夏日田园杂兴》。
[7][14]张家诚《气候变化对中国农业生产的影响初探》，《地理研究》1 卷2期，1982年。[8]倪根金《试论气候变迁对我国古代北方农业经济的影响》，《农业考古》1988年第1期。[9]虞俦《尊白堂集》卷六《使北回上殿札子》。
[10]参阅邹逸麟《历史时期黄河流域水稻生产的地域分布和环境制约》，《复旦学报》(社科版)1985年第3期。
[11]庄绰《鸡肋编》卷上。
[12]黄世瑞《我国历史上蚕业中心南移问题的探讨》(续完)，《农业考古》1987年第2期。
[15]《气候变迁和超长期预报文集》，科学出版社，1977年版，第29—32页。
[17]参阅田世英《历史时期山西水文的变迁及其与耕、牧业更替的关系》，《山西大学学报》(社科版)1981年第1期。
[18]《新唐书》卷三十九《地理三》，《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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