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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时期自然环境的变化对经济重心南移的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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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2:21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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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代表的南方水田农业最终超过北方旱地农业作出了极为重要的贡献。
综上所述，唐宋时期的水文变化与南北农业的盛衰之间存在着某种因果关系。黄河中下游地区在年度和季节上雨量分布都不均匀，黄土和褐色土的物理性能又较差，因此很早就发展起以防旱保墒为核心的耕作方式，它对地表浅层淡水的依赖程度本来就较南方为甚。宋金以后这一地区湖泊急剧减少，使农田灌溉用水日益缺乏，防旱保墒日益困难。北方农业的优势便难以保持下去。长江中下游地区气候较稳定，雨量丰富，然而红壤物理性能也不佳，且沼泽广布，多低洼之地，易于积涝。因此当这一地区农业发展起来后，逐渐形成以调节用水、防洪排涝为核心的耕作方式。唐宋以来南方水资源的保持稳定乃至有所增加，在充分供给农田用水的同时也未给防洪排涝造成不可克服的困难。这对南方农业超过北方不能不产生意义重大的影响。必须指出，全新世以来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湖泊即已呈扩大和增加趋势，只是到了唐宋时期这一变化才对农业生产起明显的促进作用。这说明自然地理因素和人类社会因素对于农业的发展来说都是不可或缺的。若进一步探讨经济开发与水文变迁的相互影响，则北方农业开发引起的水土流失导致黄河频繁泛滥的改道，众多湖泊因而被淤填，农业因而深受其害。这一因果链即此种相互影响之例证。南方农业与水文之间并不存在这种不良的相互影响，故未有此类恶性循环。
(三)唐宋时期植被的变化对经济重心南移的影响
农业的发展过程就是人工植被代替天然植被的过程。就阻遏土壤侵蚀而言，前者不如后者。并且耕耘疏松了表土，这就不是阻遏而是有助于侵蚀了。加上手工业和建筑业对林木的砍伐，则经济开发愈早、程度愈高，天然植被的破坏也愈烈。植被变化虽也有自然原因，但与气候、水文变化相比较，它更多地归因于人为因素。唐宋时期南北森林普遍受到砍伐，然而北方森林的砍伐此前已持续很长时间，南方森林则在本时期始有较多的砍伐。就森林破坏的程度和范围而言，北方也更严重和广大。
黄土高原、关中盆地和华北平原是北方农业发展最早的地区，因此森林的破坏也最早。至唐宋时，这种破坏已持续了数千年之久，并已从平地扩展到丘陵山地，最终达到影响生态环境的地步。
在今陕西、宁夏及山西西部、内蒙中西部、甘肃东部这一区域内，唐宋时期由于农田开垦和远程采伐，平原和山区的森林都受到严重破坏。吕梁山原是森林茂密地区，唐时其南端森林已大为减少，主要林区已退缩至其北端。六盘山、陇山、岐山的森林唐时仍不少，但宋时六盘山的森林未见记载，陇山森林大致如旧，而岐山森林已荡然无存。关中平原唐宋时已几乎没有森林[37]。该区域植被的破坏给自身及黄河下游都带来严重恶果。唐代西北垦田大增，虽获一时之利，却使黄河含沙量剧增。宋代北方垦田虽趋于减少，但贫苦农民为得到耕地仍在不顾后果地开垦山田：“河东山险，地土平阔处少，高山峻坂并为人户耕种。”[38]坡田开垦加剧了水土流失。从唐后期起，黄河结束了自东汉以来的长期安流局面，下游泛滥频仍，危害严重，中游植被的破坏对此实难逃其咎。
今河南省境内，公元前2700年森林覆盖率为63％。南北朝末年此比率降到四分之一至三分之一。本期内以砍伐熊耳、外方山以北山林为主，豫西、豫南山林尚完好。北宋末河南森林覆盖率仅为七分之一至六分之一。本期内豫北、豫中山林已消耗殆尽；伏牛山以北山林也所剩无几，以南则尚有林木，惟大别、桐柏山林木尚完好。冶铁、陶瓷等耗费巨量木材是唐宋时期的特点。估计每座铁炉的年耗林量是三百多亩山林，而烧制陶器一百三十斤则费薪百斤。金人占领河南后，因气候转寒，极不利于次生林木的恢复，森林植被每况愈下[39]。森林有强大的蓄水保水功能，它能调节地表水流，减轻洪涝。森林破坏导致水旱频仍。唐代河南道、都畿道已成为自然灾害最频繁的地区。公元624年至741年间，河南道患旱、涝、蝗灾三十二次，居全国之首[40]。洛阳在唐代共遭水灾二十二次，洛水共泛滥十六次，均居全国前列。究其原因，实与森林过度砍伐造成水土保持破坏有关[41]。
今山东省境内，公元前2700年森林覆盖率为46％。秦汉时山东人稠地狭之势有增无已，森林破坏甚于邻近地区。唐宋时山东人口与垦田再度增加。北宋时京东路(略当今山东省)有耕地近二十六万顷，即使山区亦开垦殆尽，其户口居全国第五位，是人口最多的地区之一。本期内森林破坏已趋于恶化。原始森林砍伐殆尽后次生林又遭反复破坏，许多地方已出现光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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