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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时期自然环境的变化对经济重心南移的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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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2:21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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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裸岩。沈括说：“今齐鲁间松林尽矣，渐至太行、京西、江南，松山太半皆童矣！”[42]可见山东森林的破坏比他处严重。公元1700年山东森林覆盖率仅为1．3％，为全国倒数第一[43]。唐宋时期山东经济受森林破坏的影响，最显著的莫过于手工业因缺乏木料柴薪而趋于衰落。如出海船只本地无法制造，均需由南方船场提供；盐业产地和管理机构的数目大大少于淮南和江南，不复前代居全国首位之盛况等等。
南方开发较迟，森林的破坏也较迟。东晋以后南方丘陵山地的林木开始被较多地采伐，但因雨量多、气温高，植物自我更生能力强，林木被采伐后随即天然更新。唐宋时采伐量增加，范围扩大，但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亦属局部。
唐代江淮开发程度已很高，但中晚唐时苏、饶、湖、越、扬州及长沙、豫章的森林资源仍十分丰富，故有“材干筋革，出自江淮”[44]之称。虎、象一类以森林为栖息之地的动物，唐时仍大量存在于南方。宋代东南丘陵和华南山地均已开发，但虎、象仍出没于此地。宋时福建漳州漳浦县“素多象，往往十数为群”[45]；北宋太平兴国年间有人报告两广境内雷、化、新、白、惠等州“山林有群象”[46]。可见森林仍所在多有。南方人工造林的成就也超过北方。茶叶、毛竹、杉木、油桐、油茶等人工林，分布范围已由近山深入到高山远山。
相对完好的南方森林植被比较充分地发挥了调节气候、蓄保水分和抗御灾害的作用。宋代南方虽亦受寒冷的影响，但冷旱兼有的情况不多见，湖?白干涸堙塞的情况亦甚少。南方的自然灾害远较北方为少为轻，极少发生旱涝蝗相继之事。南方农业得益于此，其优势日益明显。“苏杭熟，天下足”[47]、“苏湖熟，天下足”[48]等民谚即是反映。南方以木材为原料、燃料的手工行业也相继凌驾于北方之上。唐代煮盐业分布地点南方大大超过北方；宋代“海舟以福建为上”[49]；北宋中叶银、铜、铅、锡等金属矿的产量，南方也均高于北方。
综上所述，唐宋时期南北经济的消长与两地植被的优劣明显相关。唐以前北方发达程度虽长期高于南方，但其开发方式主要限于拓展耕地，故天然植被破坏严重。因作物生长期短，人工植被也不免出现间断空缺。北方生态环境所受的破坏经长期积累，终于在唐宋时期显露出来，成为南北经济逆转的原因之一。南方开发方式有其特点，平原低地多围垦造田，丘陵山地则多栽种经济作物。作物生育期相互衔接，人工植被覆盖完好。尤其是多年生的经济作物，对地表的覆盖更佳。南方天然植被虽也遭毁坏，但不严重，因而南方经济的发展未受到生态环境严重破坏的影响。南北方植被的差异既源于不同的自然环境，又源于不同的开发方式，而不同的开发方式复与历代统治者在南北方推行的不同政策有关。北方长期作为政治中心，在传统的耕战政策指导下，统治者发展农业的目的是以农养兵、以农立军，其侧重点在军粮马料的生产，且往往征之过甚。为满足这一需求，便须竭尽全力向土地索取粮食，以毁坏天然植被、放弃多种经营为代价的单一粮食生产方式因而确立。南方经济一般是因地制宜发展起来的，人为干扰较少。统治者的征调也多折钱绢，便于农民在生产粮食的同时，扩大经济作物的种植。于是，唐宋时期南方农业虽还以粮食生产为中心，但已努力朝多种经营方向发展，形成当时中国南北方经济发展的差异。 (四)唐宋时期土壤的变化对经济重心南移的影响
农业的发展从不同的方向改变着土壤，适当的耕作方式使土壤肥力得到合理的演变，不良的耕作方式使土壤肥力下降以至变得瘠薄。变化了的土壤反过来影响农业的发展进程和方式；土壤肥力提高促使人们进一步探索培养地力和精耕细作的方式方法；土壤的贫瘠迫使人们在更大范围内以广种薄收的方式从事农业经营，以弥补单产不足，从而陷入越穷越垦、越垦越穷的恶性循环。唐宋时期南北方土壤的变化及其影响便是沿着上述两个不同方向的轨迹运行的。大体上，北方土质由优转劣，生产因而下降；南方土质不断优化，生产因而上升。
黄土高原土质变差的主要原因是表土流失、养分丧失。黄壤在《禹贡》中被认为是全国最肥沃的土壤。汉代关中以“陆海”般的富庶夸尚于当时，实有赖于疏松而自然肥力高的黄壤。但因多年垦殖，草木根茎尽除，且农民多不施肥料，黄壤自然肥力因而随耕垦年限的延长而下降。更严重的是，疏松的黄壤最易遭水土流失及风蚀表土之害，耕地因之或完全丧失，或肥力大减。当代黄土高原每平方公里平均每年损失土壤三千七百吨，黄土地区每年流失的养分几十倍于全国施用化肥的总量[50]。据此推测历史时期流失的黄壤及其养分，实乃惊人。唐代关中土质已明显下降，史载同、华二州“地迫而贫，所献常觳(hu)陋”[51]；陕州亦是“土瘠民贫”[52]。但唐代沟壑分割仍不严重，尚存许多广阔的“原”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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