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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时期自然环境的变化对经济重心南移的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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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2:21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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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以后水土流失加剧，原面日益缩小消失，才形成沟壑纵横的局面[53]。
华北平原土质变差的主要原因是黄河不断泛滥使土壤沙化、盐碱化。唐后期起黄河频繁泛滥改道，大量泥沙在河水漫浸所及之地形成堆积，从而促成有关地区土质的改变。河水淤灌有时虽也起到肥田的作用，如北宋时的淤田就是利用决水把肥沃的淤泥漫浸到田地里，但使用此法肥田从反面证明当时华北平原的许多地方土壤已十分贫瘠，诚如沈括所说：“深、冀、沧、瀛间，惟大河、滹沱、漳水所淤，方为美田；淤淀不至之处，悉是斥卤，不可种艺。”[54]且河水淤灌对土壤成分的改变因时而异，“水退淤淀，夏则胶土肥腴，初秋则黄灭土，颇为疏壤，深秋则白灭土，霜降后皆沙也”[55]。沙质壤土(白灭土)和沙的漫浸显然无益而有害。
北方土质差影响所及，首先是粮食单产下降。吴慧认为，唐时一般亩产粟1石，合汉量为亩产3．81石。宋以240步为亩，一般亩产粟亦1石，合汉量为亩产1．072石[56]。北方旱地亩产下降由此可见一斑。除气候变冷外，土地肥力下降亦是其重要原因。其次，原有土地承载人口的能力下降，迫使人们继续拓展耕地，甚或抛弃旧业，另开新地，终至草原、林地、陂泽洼地、丘陵陂地都成了耕地。耕地在掠夺式经营和自然灾害的双重作用下又变成沟壑陡陂和土阜，于是人们的日子越过越穷。这种趋势变本加厉地发展，乃是唐五代以后之事[57]。
长江中下游地区在战国秦汉时期由于湖沼四布、榛莽丛生、土质紧密，其耕地被视为下田。随着这一地区的开发，其土质逐渐优化，唐宋时期其土壤肥力已有较大提高。促成这一变化主要有以下因素：
其一，由于常年种植水稻，在水稻熟化的培育下，本区内形成广为分布的水稻土，原来的土壤特性受到不同程度的改变，形成水稻土所特有的形态、理化和生物特征，它更加适合水稻的种植。江南低洼卑湿之地宜于植稻，水稻土首先形成于此类地区。丘陵红壤地区不断由旱地改水田，其肥力低、易板结的土性得到改造，土壤熟化加快；盐渍化土壤地区通过稻田的洗盐、压盐作用，土性亦得到改善。这些类型的地区也先后形成广泛分布的水稻土。
其二，由于本区发展种植业的平坦土地有限，耕地扩展的趋向必然是低处和高处。于是在南方农业土壤演变史上就出现了打破旧平衡、建立新平衡的独特创造，亦即围田和梯田[58]。围田乃退湖沼为田，就获得宝贵的土壤资源而言，它对农业生产是有利的。湖沼淤泥有机质十分丰富，一旦解决了积涝问题，昔日涂泥之地即变为膏腴上田。南宋初“三十年间，昔之曰江、曰湖、曰草荡者，今皆田也”[59]。昔日水沼卑下之地尽成肥沃高产之围田。梯田乃建造水平耕地于山坡之上，南方易于找到修筑田埂的坚实材料，又可引山泉溉田，这就较好地解决了北方坡地难于解决的水土保持和农田用水的问题。江南丘陵红壤地区在梯田为水田的情况下，土壤肥力稳步提高。
其三，由于本区的人们摸索出了一套施肥改土而不单纯依靠土壤自然肥力的经验，进而创立了“地力常新壮”的理论，发明了因地制宜的治田、治肥与施肥的科学技术，因而使得土壤越种越肥沃，成书于南宋的《陈勇农书》便是这一套经验和技术的总结。它的出现表明南方的技术水平已足以使其土壤潜在优势得到充分发挥。
南方土质优化影响所及，首先是粮食单产的提高。宋代南方亩产一般为谷4石或米2石，此数合汉量为亩产谷4．288石，比汉时稻的亩产2．777石增长54．4％，比唐时的3．81石(合汉量)增长12．5％10，考虑到宋代平均气温低于唐代，则此间南方土质优化对粮食产量提高的促进作用更加不可忽略。其次，在肥田沃土分布的地方，形成了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宋代两浙路围田所在“皆膏腴之地”[61]，尤其是太湖地区，“地沃而物夥”[62]，乃著名产粮中心。江南东路的太平州、宣州、宁国府等地有许多肥沃的圩田，“多稼连云号上腴”[63]，亦为产粮中心。此外鄱阳湖、洞庭湖地区也是盛产粮食之地。南方拥有众多的产粮基地，显示了其农业生产的实力和优势。
综上所述，唐宋时期南北经济的消长与两地土壤资源的优劣有关。土壤是人类赖于生存的不可代替的资源。土壤在一定条件下能持续生长出人类需要的植物产品，然而这种生产能力并不是无限的，这就需要人类在索取的同时对土壤的养分、水分等进行补偿。但是小农经济在维持简单再生产的同时却无力对土地进行更多的投入。唐宋时期先后出现三次北人南迁的高潮，此外还有无数次各种原因导致的迁徙，这更使北方农民无法对土地进行有效的投入。南方农民则有相对安定的社会环境，对土壤的各种补偿相对来说较有保证。这或许是此间南北耕作方式出现差异的原因之一。拥有平坦广阔的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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