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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唐宋社会经济制度变迁的再思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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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2:24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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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是增加了获取市场信息的便利程度，提高了商品交易效率，应是降低了商业的交易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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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宋史》卷180《食货下二·钱币》。
② 加藤繁，前引书，
第26l一265页。
③ 《唐会要》卷86《市》。
④ 加藤繁：《中国经济史考证》第1卷，第302页。
⑤ 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2《东角楼街巷》。
⑥ 张泽咸，前引书，第236—242页。
⑦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81。
⑧ 张泽咸，前引书，第341—345页。
整个社会交易成本的下降，就是在唐代中期起为国家控制最为严密的盐业中，也出现了这一趋势。郭正忠指出，北宋前期的官卖解盐，在民运官盐的情况下，利润率约在500—1 000％之间，其平均赢利倍数约在8—14倍左右，这一暴利是在官府把盐的运费部分转嫁到民间的条件下获得的。但在宋政府实行解盐通商政策后，由商人在京城、盐池和边地交纳钱款，换取交引券买盐，贩往西路、南路等指定地区销售。宋政府仅卖出交引券，不再承担销售的风险与费用，北宋真宗时出卖交引券的利润率竟高达4 000％以上，获利倍数达到60—65倍，到仁宗时利润率再创7 000％的新高，获利倍数竟高达88倍。所以郭正忠认为，由上述分析可见，“解盐官卖在两种情况下，即官付全部运费和一半运费的情况下，其利润率均远不如通商。”①也就是说，宋政府在不能完全强制民间百姓免费为官府运盐的情况下，以出卖交引券的方式，使商业资本进入到盐的运销环节中，从而降低了交易成本，同时宋政府也从中获得了更为丰厚的利益。漆侠认为，从唐代后期起到宋代，除设立国家税务机构征收商税之外，还设立针对商税与酒税的买扑制度，即把某一地区的商税或酒税，以固定的税额承包给私人，以减少官府开支。②这种作法，其实就是为降低专卖和商税征收的交易成本，让民间分享一部分税收利益的作法。当然，由于盐、茶、酒等商品专卖的利益大多数为国家所占有，即使实行通商制或买扑制，这些专卖商品的交易成本降低的程度仍是远不及非专卖商品的。
唐宋之际社会经济发生重大变化的又一个重要原因，是国家权力对一部分新兴的经济部门控制力的薄弱。这里所说国家权力对不同经济部门的控制力，主要指其通过征收赋税或直接占有等方式获取资源的能力。黄仁宇认为，唐宋王朝兴衰的背后原因，是当时的官僚机构虽已相当成熟，但其行政效率并不高，经济管理能力也十分粗疏，这是因为其缺乏现代商业组织的数字化管理技能，对数字无法作精密的核算。这种农业国家的行政管理，并不遵循经济原则，所以在社会出现大的变动时，对社会资源无法进行合理的征集与分配。③此论有相当的创见，不过黄氏没有认识到，正是由于唐宋王朝的官僚机构缺乏商业的数字化管理能力，因而唐宋王朝的国家权力对社会经济部门的控制，只能限于传统的农业和少数最重要的商品，如盐、茶、酒的专卖方面。而对于新兴的商业、金融业与作坊手工业等需要进行较精密的数字化管理的经济部门，则缺乏进行管理的能力，唐宋时期科举出身的官吏，极不擅长于此，唐代中后期对商业管理较为著名者，也仅刘晏一人而已。但这种情况的出现，反而为这些新兴的经济领域发展留下了回旋的空间。道格拉斯．诺思说：“国家的存在是经济增长的关键，然而国家又是人为经济衰退的根源；这一悖论使国家成为经济史研究的核心，在任何关于长期变迁的分析中，国家模型都将占据显要的一席。”④此外，唐宋之际中央集权的衰弱与地方势力的发展，在宏观上也削弱了国家权力对工商业发展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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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郭正忠：《宋代盐业经济史》，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686—694页。
② 漆侠，前引书，第1002—1003页。
③ 黄仁宇：《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115、183页。
④ DouglaSS C·Nodh：《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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